却说娉娉听得吴生谈了两件故事，听得眉飞色舞，又问道：“中西优劣究竟如何？”吴生道：“有夸西学之长于华者，有矜华学之长于西者，有谓华长于内而西长于外者。西医诊视之法，日出不穷，用听法以知其心肺之病，华人未习其法也。

    用器以测肺之容气多少，定人强弱，华人未有其器也。用化学之法以分溺中之各质，华人习化学者甚少也。切脉则有器有表，行卧坐立，迟速自异，问病则有常有变，真情诡语，细察即明。

    而华人但用一息，以定脉之至数也。而且脑筋血管，确有把握，非若中医之徒讲阴阳五行生克，为空虚之谈也，此夸西学之长者也。然而中国之医，由来者远，神农尝百草之味，伊尹着汤液之经，上溯轩歧，经备灵素，载稽周礼，医属天官。秦越人张长沙、皇甫谧、孙思邈导其源而始显，张洁古、刘河间、王海藏、李东垣畅其流而益明。盖历四千余年而后鸿术通乎神明，灵机出之妙悟，人得习谙乎明堂甲乙，玉册元球，博通乎三部九候、五运六气，所以归诸平淡，不尚新奇也。西医乃不然，筋则但主乎脑筋，不知有十二经络之异，病则统名为炎症，不知有表里上下之殊；脉则仅辨其至数，不明乎结代攸殊，脉病相反之理，况乎南北殊体，中西异宜。西人徒执其一定之方，以治中国弱质万殊之病，无怪其能杀生人，而不能起死人也。

    此矜中医之长者也。内科有伤寒，有杂症，华人治之，明标本，依经络，病情千变，药品攸殊，虽有成方，而随时加减，所以危者渐平，重者渐轻。轻者即愈也。西医治之，一药不效，加多其服，以致轻者重，重者死，往往有之。惟外科如痈疽诸毒，金刀等伤以及跌打赘疣之属，西医按病施治，利其器，敷其药，计日可厚，是其所长，而非华人所及也。盖外科之药，贵乎多，尤贵乎精，华人之丸散膏丹，不能多备，不若西人之药水霜酒，炼之最精也。此调中医长于内西医长于外者也。窃尝平心论之，中西医理，各有所长，以内外言，中长于内，西长于外，外科诸病，有形可睹，内科之症，无形可察也。以内科言，中人长于伤寒，西人长于杂症，杂症之病势一定，可以一定之方治，伤寒之传变无定，则必攻补温凉，加减进退，药亦无定，乃可以治也。且华人之药多平和，西医之药多猛烈，则是治膏粱之体，华医所长；而治藜藿之躯，西人所长。何则？膏粱之体，攻伐杂胜，必致变端之百出；藜藿之躯，病邪一去，精神渐可以复元也。抑缠绵久疾，中医所长，危急暴病，西医所长也。

    久病宜和剂，王道不贵乎近功，新病当急攻，金石可期其速愈。

    是中西医理，各有所长也。凡服西医之药者，宜少不宜多，可暂不可久，毒烈伤肠胃，轻浅不急之病，多服辄至于暴亡。金石多燥烈，阴虚内热之人，久服必贻夫大患。西人食牛羊，嗜火酒，非华人所可比，故大黄、黄连彼以为补剂，吾以为泻药也。中国轻粉，吾以为劫剂，彼以为力薄也。硫硝等强水，吾视为毒药，彼则为常用之药也。蒲公英同也，彼以为性轻功小，吾以为消散乳痈之神药。苦杏仁同也，吾以为止咳下气，彼以为毒药，而食之或死，则又不同。中西医药不可强同者如此，其同者，岐伯之言回：无盛盛，无虚虚，西医加命之言曰：治病之端，不外二事，一日补虚，二日去积，其理可以相通也。

    又若牛痘之可以免痘，金鸡那之可以治疟，西法之行于中国者，惟此为最验。然金鸡那治疟，亦是霸道硬截之法，俗谈所谓将贼关在户内，终久发作，轻疟初服而愈，似为有功，然再发即不可龋假使再发再服，三发三服，必至由小症而变成三阴大疟，不死不休，我见实多矣，惟先服去邪之药，疟如不止，稍用金鸡那截止，亦可，然果解散得法，疟亦未有不愈者也。而血瘤为绝症，则中西各法，皆不能治焉，是论医理，而中西之异同可见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