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面前，摆着六本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薄薄的日记本。日记本边角已经磨损，呈现锯齿般的模样。封面都写着“军中日记”，标记着年月、编号，画着有红色五角星的简单图案。日记的第一本是棕褐色的软封皮，从1933年1月1日记到12月31日；第二本是一本泛了黄色的练习本，从1934年1月1日记到12月31日；第三本是稍大点的练习本，顶部还用纸绳加固了，从1935年1月1日记到6月30日；第四、五、六本是硬纸壳封面，都有虫蛀的洞穴和啃吃过的弯曲沟痕。第四本从1935年7月1日记到1936年4月30日。第五本是从1936年5月1日记到1936年9月30日。第六本从1936年10月1日记到1936年12月16日。也就是说《军中日记》可以分为三部分：《中央苏区日记》、《长征日记》和《陕北日记》。

    我小心翼翼的翻开70年前的日记本，注意到每月一日前都画着各式各样简图，类似于墙报式的宣传画。第一本上半部分有水浸过的痕迹，可能受过雨淋或是掉到水里又赶快捞起来。日记是使用不同种类、不同颜色的笔写成的。有用红色、蓝色、黑色钢笔水写的；有用红、蓝、黑色铅笔写的。有时用兑了水的蓝色钢笔水写的——淡蓝色的字——这是我上初中时的经验。但是多数还是用黑铅笔写的日记，以致有些铅笔字已相当模糊，要眯着眼费劲才能辨认出来。可见当时钢笔水还是供不应求，或者是行军作战是不便携带的。

    我看着老爸第一本《军中日记》的第一页，是用红墨水笔竖写着两行大字：“无论如何忙，此事切勿忘！”，轻轻翻过来，在同一页上用蓝墨水写着：“‘当红军是光荣的’，那么，红军的生活是最光荣的生活了。这是我记日记的动机了。”

    我知道，老爸在长汀新桥师范读书时，在中央苏区土地革命高潮中，由教员共产党员黄亚光带领，于1930年6月上旬参加红军的。那时他差三个月才满16岁。由于在行军学习中表现不错，经红四军政治训练队高传遴的介绍，于6月下旬宣誓参加共产党的。不久，红四军政治训练队长兼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柳队长找老爸谈话调到队部，做机关党委千事。负责收发文件，做会议记录，写蜡板油印文件等。名义是干事，工作是秘书性质。从这时起，老爸就开始了漫长的秘书生涯。

    “那么，从1930年6月参加红军到1932年12月31日，怎么没有写军中日记呢？”我问老爸。

    老爸说：“当时红军正在‘打下南昌、九江，会师武汉’的‘左’的口号下，不断的行军、作战，而我初入部队，缺少锻炼，又先后害了痢疾和疟疾，身体极端衰弱和疲劳，除了勉强跟上部队外，已无精力记日记了。1931年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年，连续粉碎敌人的一、二、三次‘围剿’。1932年在攻打江西赣州未遂后立即东征福建漳州，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久又转回江西，准备迎接敌人新的‘围剿’，虽然有丰富的战斗生活可记，但始终没有实现。”

    我曾听老爸说过，他在新桥师范学习时就有记日记的习惯，教员黄亚光看了他的日记，发现老爸对当时旧社会的不满，才有意识地启发引导，给他看进步书籍、教唱俄罗斯歌曲，讲苏联是怎样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讲中国共产党正领导红军打蒋介石、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府。这为老爸参加红军，加入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

    老爸那时16到18岁，也就是现在的高中生，在频繁的行军作战中，在疾病的缠绕中，正经历了人生的磨练。

    老爸又说：“1933年初，苏区发展到江西的黎川一带，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正在准备，我军也得到了休整的机会，我的身体也锻炼得比较好了，我就下决心开始记《军中日记》，一开头就以‘无论如何忙，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