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幸运，年轻的时候遇到了几位好老师，这些男女老师走进我黑暗的头脑，划亮了一根火柴。其中一位老师就是萨蒂什•库马尔先生，他是我在小修院的生物老师，也是个活跃的共产主义者，总是希望泰米尔纳德能停止选举电影明星，而走喀拉拉邦的道路。他的长相十分奇特。他光秃秃的头顶是尖的，却长着我所见过的最让人难忘的双下巴，窄窄的肩膀陡然让位于像一座山一样巨大的肚子，只是这座山是立在空中的，因为它戛然而止，垂直消失在裤子里。让我苦恼的是，他那两条细棍子一样的腿是怎么支撑住上面的重量的，但它们撑住了，尽管有时候移动的样子令人惊奇，好像他的膝盖能向任何方向弯曲。他的身体是由几何图形构成的：他看上去就像一大一小两个三角形放在两条平行线上。但他却是个有机体，实际上很像一个大瘤，一根根黑毛像小树枝一样从耳朵里伸出来。而且友好。他的微笑似乎占满了他那个三角形脑袋的底部。

    库马尔先生是我遇见的第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的人。我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动物园里发现这一点的。他是动物园的常客，每一张标签和标签上的描述性简介他都读，每一只他所看见的动物他都表示赞许。对他来说，每一只动物都是逻辑学和力学的胜利，整个大自然就是对科学的绝妙解释。在他听来，当一只动物有了交配的欲望时，它想起遗传学之父，于是说：“格累戈尔•孟德尔”，在显示本领时说的是自然选择之父“查尔斯•达尔文”，而我们以为的咩咩声、咕噜声、嘶嘶声、鼓鼻声、咆哮声、吼叫声、号叫声、唧唧声和尖叫声仅仅是外国人的浓重口音。

    库马尔先生参观动物园是为了把握宇宙的脉搏，他那听诊器般的大脑总是向他证实，一切都井然有序，一切就是秩序。他离开动物园时感到科学精神振奋。

    第一次看见他的三角形身体在动物园里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地走来走去时，我很害羞，不敢靠近他。尽管我喜欢他这位老师，但他毕竟是拥有权力的人物，而我，是个臣民。我有点儿怕他。我在离他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看着他。他刚刚来到犀牛栏前。因为那几只山羊，这两头印度犀牛在动物园非常引人注目。犀牛是群居动物，当年幼的野生雄性犀牛皮克来的时候，他表现出正在经受孤独的折磨的迹象，吃得越来越少。作为权宜之计，在寻找雌性犀牛的同时，父亲想看看皮克是否能够习惯和山羊一起生活。如果这能行，就能拯救一只珍稀动物。如果不行，那只是牺牲几只山羊而已。这个做法获得了极大成功。皮克和那群山羊变得难舍难分，甚至萨咪特来后也是如此。现在，犀牛洗澡时，山羊就围成一圈站在泥潭旁边，当山羊在角落进食时，皮克和萨咪特就像卫兵一样站在它们旁边。这样的生活安排很受游客欢迎。

    库马尔先生抬起头来，看见了我。他微微一笑，一只手抓着栏杆，另一只手挥了挥，示意我过去。

    “你好，派。”他说。

    “你好，先生。你能到动物园来真好。”

    “我常来。可以说这是我的庙宇。这很有意思……”他指着兽栏。“如果我们的政治家们也像这些山羊和犀牛一样，我们的国家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了。不幸的是，我们的首相有着犀牛的铠甲，却没有它的见识。”

    我对政治了解得不多。父亲和母亲经常抱怨甘地夫人，但这对我几乎毫无意义。她住在遥远的北方，不在动物园里也不在本地治里。但我感到自己应该说点儿什么。

    “宗教会拯救我们的。”我说。从我记事时起，宗教就一直与我的心十分贴近。

    “宗教？”库马尔先生咧大了嘴笑起来。“我不相信宗教。宗教是黑暗。”

    黑暗？我糊涂了。我想，宗教绝不可能是黑暗。宗教是光明。他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