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车上，因为天气还冷，妻子将双手插在他的棉袄口袋里，在夕阳照耀下，她显得很幸福。在人生的长河里，这一瞬间的表情，永远留在孙犁的记忆里了。八年抗战，鹊桥难搭，她即将四十岁，脸上的皮肤，已变得粗糙了。

    在村里，孙犁还遇到了一位老战友。他叫郑松如，十几岁参加抗日，原在冀中区的印刷厂工作，后来调到《晋察冀日报》，仍在印刷厂工作。两人虽然头回见面，由于经历相仿，所以谈起来非常亲切。

    他脱离工作已经有四五年了，说起来也是人生的一段不平常的故事。原来，他父亲多病，娶了一房年轻的继母。继母足智多谋，一定要他回家；他不肯，声言抗日为重。继母便给他说好一门亲事，新婚之后，“枕边私语，重于诏书”，松年果然不再回山地，“脱鞋”，（妥协）了。

    在革命队伍里，“脱鞋”是丢人的事，但松如此刻和孙犁谈起来，已经没有惭怍之态，倒是对孙犁困苦奔波的生活，时露嘲笑的神色。如此，每当孙犁好言相劝，谈到“归队”，他就托故辞去。

    一天，他把孙犁带到家里去。那是一处富家人的大宅院，虽有破落之象，但规模未减，孙犁被让进洞房，看到了他那按年龄来说显得肥胖了些的新妇。新妇看见生人，溜下炕来出去了。因为是老战友，孙犁并不客气，靠在叠得很整齐的新被垒上休息了一会儿。这时，他打量了一下这裱糊得如同雪洞一般的洞房：阳光照在浸过桐油的崭新窗纸上，玻璃般明亮；用红纸剪贴的各式各样的纤细、精巧的花朵，把房间点缀得既富丽又温煦；房间的陈设，脂粉的香气……无处不洋溢着新婚的喜悦和美满的气氛。看着看着，孙犁忽然不安起来：

    柳宗元有言，流徙之人，不可在过于冷清之处久居，现在是，革命战士不可在温柔之乡久处。……当然，这里没有冰天雪地，没有烈日当空，没有跋涉，没有饥饿，没有枪林弹雨，更没有入死出生。但是，它在消磨且已经消磨尽了一位青年人的斗志。①

    孙犁告辞了洞房的主人，独自又回到那冷屋子冷炕上去——那里只堆着一些破毡败絮，另外，还得自己去向村干部要米，自己筹划饭食。对于这种生活，孙犁并不觉得低下，相反，他心安理得，情绪高昂：生活啊，你在朝着什么方向前进？你进行得坚定而又有充分的信心吗？

    “有的。”好像有什么声音在回答我，我睡熟了。②

    刘村三个月的生活，是新的行程的开始，在这里，除了《“藏”》，他还写了另外两篇——《钟》和《碑》③。此外，他在这个村庄认识了文建会的一位负责人，这个人成了他塑造《风云初记》中变吉哥这个人物的一个依据；这是一个很可爱的人物，读过《风云初记》的人该不会忘记他。

    羁留河间

    在蠡县刘村住了三个月以后，冰消雪化，春水融融，按照原来的计划，他本想由沙河乘小船去白洋淀。当时冀中区党政机关在河间，路过此地的时候，值“冀中八年抗战写作委员会”成立，又是王林挽留，他成了这个委员会的一员，留在河间了。

    区党委要他主编一个刊物，即《平原杂志》。他确实是“主编”，因为编辑部并没有别的人。地址呢，就设在区党委机关报《冀中导报》社的梢门洞里，靠西墙放一扇门板，连床带坐位都有了，床前再放一张小破桌，这就是编辑部。

    接受任命之后，他邀集冀中区各个有关方面的人士，在《冀中导报》社开了一个座谈会，议定了刊物的性质和编辑方针，然后他就脚踏实地地干起来了：上半月，他经常到各地体验生活，搞创作；下半月，回报社编排稿件，发稿以后就又走了。区党委看他太忙，打算调一个女同志给他当助编。一天上午，这位女同志果然姗姗而来，坐在了“编辑部”的门板上。她是柳溪，是新从北京来的洋学生，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