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工作的时候，四周往往围满了人，他则顾盼神飞，谈笑自若。他的令人赞赏的刀法，使他获得了一个浑名——“飞刀刘四”。有一次散集后，主人请他吃了顿饱饭，又喝了一些酒，他就挟着菜刀回去了。走在路上，迎面过来一辆自行车，他忽然大喊一声：

    “下来！”

    “下来干什么？”那人认得他。

    “把车子给我！”

    “给你干什么？”

    “不给，我砍了你！”他把刀一扬。

    那人回头就报了案。他也回家睡觉，把这事忘得干干净净。第二天早晨，他被捉进县城。县长不问青红皂白，把他枪毙，作为“治绩”向上报告。像阿Q一样，他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落了个大团圆结局，那本孙犁读过的《红楼梦》也不知去向了。对于这个不幸的事件，孙犁的结论是：“看起来，是生活决定着他的命运，而不是书。而在我的童年时代，是和小小的书本同时，痛苦地看到了严酷的生活本身。”①孙犁很爱故乡的风俗。有时候，这些风俗也在揭示着生活的另外一些方面，它们使孙犁兴奋，也使他思索。下面便是一例：

    小康之家，遇有丧事，则请小戏一台，也有亲友送的。所谓小戏，就是街上摆一张方桌，四条板凳，有八个吹鼓手，坐在那里吹唱。并不化妆，一人可演几个角色，并且手中不离乐器。桌上放着酒菜，边演边吃喝。有人来吊孝，则停戏奏哀乐。男女围观，灵前有戚戚之容，戏前有欢乐之意。中国的风俗，最通人情，达世故，有辩证法。①一般认为，比起城市，农村中的人物总是更保守、更封建一些。其实并不尽然，这里也有相当“开放”的人物。孙犁家的前邻，有一位和英法联军交战时伤了一只眼的农民，人们叫他瞎老亭。也许是英雄失意吧，他总是一个人呆呆地、直直地坐在屋门口，坏了的眼睛紧闭着，面容愁惨，老像回忆着什么不愉快的事。他这样子，孩子们见了有些怕，不敢接近他，村里人也不大到他那里去。但是，他的一个邻居寡妇却常到他那里去，并且半公开地在夜间和他作伴。这位老年寡妇毫不隐讳地对妇女们说：“神仙还救苦救难哩，我就是这样，才和他好的。”②这事出在孙犁的故乡，也是一种很新鲜的见解。

    下层人民有他们自己观察问题的方法，有他们自己的道德视角，也有他们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他们不读书，固然较少开化，但也容易依直接经验定取舍、权利害，不受书本成法的限制。孙犁多年以后，写过一篇《香菊的母亲》，对于那位和丈夫的弟弟共同生儿育女的中年妇女，也进行了道德方面的辩护。

    总之，孙犁的故乡也许方圆不过几十里，但就它的蕴纳看，就它所具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地理、风俗、人物等各个方面的一般面貌看，却也能代表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至少在农村这个范围里是这样。所以，这方圆几十里，实在也并不小。

    孙犁的故乡是如此厚实有力，作为他童年时期的摇篮，他从这里汲取了足够的营养，有力气向更远、更大的天地飞翔了。

    再见吧，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