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春天是短暂的，但却是迷人的。

    垂柳枝条在温煦的春风中显得格外柔软，鹅黄的嫩叶着实惹人喜爱，丁香花，一团团，开得热烈而喧嚣，把春天点缀得更加娇媚。曹禺的心情，就像这春天一样的美好！

    他依然是那样忙碌，有迎接不完的令人兴奋的工作。

    他同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一起，讨论了在首都建立一个专演话剧的国家剧院，这是他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眼看，这座剧院就要诞生了，怎能不让他感到欣慰。

    ４月初，他又同丁玲等一起去莫斯科，参加果戈理逝世１００周年纪念活动。在莫斯科，他不但参加了纪念大会和果戈理铜像揭幕典礼，而且欣赏了许多戏剧的演出：普希金的歌剧《铲形皇后》，高尔基的话剧《布雷乔夫》，维希涅夫斯基的话剧《列宁在一九一九》，莎士比亚的《无事烦恼》，歇尔顿的《造谣学校》，莫里哀的《伪君子》，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姻》等。特别是看了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的契诃夫的《三姊妹》，他感到演出仿佛把契诃夫的灵魂都召回来了，他沉浸在伟大艺术享受的喜悦之中。此外，还访问了梯比里斯外的萨姆哥尔川地，斯大林格勒，苏米湖附近的集体农庄。

    回国不久，１９５１年６月１２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诞生了，他亲自担任院长。

    这一年，最使他兴奋而又焦灼的，是他开始了新的剧作的创作准备。年初，周恩来总理找曹禺作了一次长谈，询问了他的生活和创作情况。生活是愉快的，可以说安排得很好；而创作，回答起来就一言难尽了。如果从１９４７年写《艳阳天》算起，已有５年没有写出新作了。周恩来希望他重新拿起笔来。当然，他不是不想写作，他内心也时常蒸腾着创作的激情，他到过工厂，到过农村，曾搜集了不少资料，但不能开笔，这是因为他对工农的生活还不熟悉，加上他在创作上历来要求自己甚严，他不愿意仓促成篇。另外，他还拿不准究竟该怎样起步，修改《雷雨》和《日出》之后，已经听到否定性的反应，究竟该写什么，怎么写，对他来说似乎都成了问题。他觉得对知识分子还比较熟悉，想写知识分子的改造，但还不能定下来。他向周恩来同志谈了这个想法。周恩来同志认为这个主题很重要，很值得写，同时认为曹禺对知识分子比较熟悉，写起来驾轻就熟，支持他大胆地去写。在谈话中，周恩来同志还对曹禺谈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道路。这次谈话使他增强了信心，下定了写的决心。

    很快，北京市委为他作出安排，让他随着北京市委工作组参加北京市高等院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的工作，并且确定以协和医学院作为他深入生活的点。大约有三个月的时间，他蹲在这个学院里，同教授、专家交上了朋友。院领导的会议，民主生活会，门诊，住院部，手术室，凡是他觉得该调查了解的人和事，都作了认真而详细的调查，各种记录就记了２０多本，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

    协和医学院是美国煤油大王洛克菲勒捐资创办的，它完全按照美国医学院的组织机构和教学秩序来办学，长期掌握在美国人的手中。它拥有最现代的医疗设备，也集中了一批高级的医学专家，但是，这个医学院犹如一个国中之“国”，一切都是美国的制度。在这种条件下，教授专家无疑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教师们在政治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个别教师思想反动，一些专家教师不问政治，当时，抗美援朝运动正在展开，就越发显得这个高等学府受美国影响之深了。

    曹禺在这里搜集了大量素材，但如何写却始终困扰着他，使他迟迟不能动笔，直到１９５４年４月初才开始写作，到７月中旬写完，前后共三个半月。写作方式，是他口授，秘书吴世良记录。据吴世良说，每天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