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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两部史剧的夭折
    从1941年10月的“雾季公演”,到1942年5月,在重庆共演出30多出话剧,迎来了重庆话剧运动、也是中国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而《屈原》的公演则是它的高潮。

    在重庆这样一个几十万人的城市,有五大剧团,即中华剧艺社、中国剧团、中国万岁剧团、中央青年剧社、中国艺术剧社同时演出,向着黑暗统治进行冲击,喊出了正义进步的声音。

    当然,斗争也是艰苦的。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来破坏进步的戏剧运动,他们把陈铨的《野玫瑰》推出来,来诋毁《屈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公然叫喊:“哪个说《野玫瑰》是坏戏,《屈原》是好戏,那个人就是白痴。”他的话成为笑柄,即使国民党的报纸也没有为《野玫瑰》叫好。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黄金季节,曹禺的剧作一部又一部地被搬上舞台,《蜕变》、《北京人》、《家》、《正在想》、《镀金》,还有《雷雨》、《日出》和《原野》,为这黄金时代增添着热闹和光彩。1943年1月,一个戏剧刊物《戏剧月报》创刊了,曹禺、郁文哉、凌鹤、贺孟斧、陈白尘、赵铭彝、陈鲤庭、张骏祥、潘孑农九人组成了编委会,在创刊号的“本报特刊稿件预告”栏中,公布了曹禺的《三人行》即将问世的消息,曹禺还写了一篇《创作经验谈》。同时,他还投入《安魂曲》的排练和演出。2月19日,他应邀到上清寺储汇大楼重庆储汇局同人进修服务社讲演,题为《悲剧的精神》;2月28日又在重庆文化会堂发表演讲,题目是《我们的学习》;3月27日,他出席了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五届年会,在这次会上当选为理事。从这繁忙而紧张的日程中,可看到他的满腔热忱。但在那种交织着欺诈压迫的黑暗年代,他心中更多的是愤慨和激怒。面对着令人愤慨的现实,他依然像过去一样,更加热情,更加深刻地思索,也更加明确了应该歌颂什么和反对什么。他的讲演《悲剧的精神》,可以代表他当时的心情,也表明了他的态度。他好像是讲戏剧美学,而实际上却紧紧地抓住现实,进行抨击和批判,明白地提出在那抗战的艰苦年代,到底需要怎样一种“悲剧的精神”。

    一开始,他便对“庸人的‘悲剧’”进行批判,他说:在我们中间,有这样一类人,一向是在平和中庸之道上讨生活,不想国家的灾难,不愿看人间的悲剧,更不愿做悲剧中的人物,终日唯唯诺诺,谋求升发之道,取得片刻安乐,对一切事物都用一副不偏不倚的眼睛来揣摩,吃饭穿衣,娶妻生子,最后寿终正寝。

    他猛烈地攻击这种庸人的“悲剧”;同时,他又正面提出,真正的“悲剧”究竟是什么。他说:我说的悲剧是另外一种。它是抛去猥琐个人利害关系的。真正的悲剧,绝不是寻常无衣无食之悲。一个小公务员,因为眼前困难,家庭负担重,无法过下去,终日忧伤,以至病死。青年追求爱人,一再表演,都被拒绝,终于跳江自杀。这些能称为悲剧吗?他们除了表现个人的不幸外,与国家、社会没有任何其它内在关系,这不能称为悲剧。悲剧要比这些深沉得多,它多少是离开小我的利害关系的。这样的悲剧不是一般人能做它的主角的,有崇高的理想,宁死不屈的精神的人,才能成为悲剧的主人。在阐明什么是“真正的悲剧”,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悲剧的主人”之后,他进一步地提出“悲剧的精神”的课题,也就是这次演讲题目的主旨,他说:悲剧的精神,应该是敢于主动的。我们要有所欲,有所取,有所不忍,有所不舍。古人说:“所爱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这种人,才有悲剧的精神。不然,他便是弱者,无能。无能的行为,反映到文章上,号悲诉苦,乞怜于恶人、敌人(无论是自然的、社会的、政治的)的脚下,便是可笑的庸人,不是悲剧中人物。不想轰击现实,一再忍受无理的摧残,不想举起刀剑反击,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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