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究竟做什么好。这也难怪，有那样的大苦恼纠缠于心，他确实难于看清腹前的路，难于决定该何去何从。所以他租下景云里二十三号的房子，却并不买齐家具，似乎随时准备卷钳盖走路。你想想，连家安在哪里，以什么谋生，他都定不下来，他又如何“麻痹”自己呢？

    他还有另一条办法，就是“忘却”，竭力淡忘种种阴暗的记忆，重振乐观的热情，实在不能淡忘，也总要将它们尽量推至意识的边缘，腾出地方来酿造新的希望。这也就是他所说的，“跨进刺丛里，姑且走走”。人真是习惯的俘虏，明明遇上了穷途，这穷途就说明原先的走法不对头，可只要还没有学会新的走法，他一抬脚，一跨步，就还是会依照先前的老走法。他只会这一种，倘要“姑且走走”，不用它又怎么办？鲁迅正是如此。从迎接绍兴“光复”到现在，将近二十年了，他不断地用“忘却”来振作自己，种种似乎能够“忘却”，而终于又全部记起的徒劳的痛苦，他是体验得大多，也太深了。但是，当他现在救助自己，挣扎着不愿没人虚无感的时候，他能使用的最后一条办法，仍然只是“忘却”，这是怎样令人悲哀的事情？十年前他用什么姿势爬出那座“待死”的深坑，他现在就只能还是用那个姿势。

    你看他到上海后，虽然抱怨别人的打拢，可只要有地方请他演讲，他总是应允前去，甚至半个月内连讲四五次。明明打定主意不再教书，一旦有人坚请，他就还是接受了劳动大学的聘书，实在是易墙基做事太不像活、他才去退了聘书。在文学，方面，他一到上海就复刊《语丝》，自任编辑。创造社来联合他，他欣然答应：那些人翻脸驾他了，他就一面还击，一面与郁达夫命作，创办《奔流》月刊，作文校对，跑印刷厂，写编后记，忙得四脚朝天。第二年又和柔石等几个青年人组织“朝花社”，办《朝花》周刊。他还想把北京的《未名》半月刊也移到上海来，由他作编辑，“取攻击姿态”，“大扫”一下文坛。７那在文学界“兴风作浪”的热情，简直比得上二十年代初了。甚至一些激进的社会团体来找他，他也非常热情。当时共产党有一个为援救被捕者而组织的“中国革命互济会”，鲁迅一到上海，就接受这互济会的一个成员的邀请，答应为互济会的刊物写稿；第二年春天，更正式加入这个组织，多次捐款。一九三０年初，又去参加也是共产党组织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成立会议，第一个作演讲，因此被推为发起人。几乎同时，又参与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但同意用“左翼”作团体的名称，还同意担任它的领导人。当年在东京参加光复会的热情，似乎又复活了。

    当然，表现出“五四”式的热情，并不说明他心里就真有这种热情。他对那些激进团体的活动，心里常常并不以为然。有一次，送走一位互济会的来访者，他就对客厅里的其他朋友说：“这人真是老实，每次来都对我大讲一通革命高潮”，８在善意的椰揄中，分明表现出对那“革命高潮”的怀疑。成立自由运动大同盟，他更是摇头，在成立大会上发完言，他就提前离开了，事后还对动员他去开会的人说：这种组织“发个宣言之外，是无法做什么事的。”９至于左翼作家联盟，其中的许多中坚人物都来自创造社和太阳社，他们前不久还骂他“落伍”，是“二重的反革命”，现在却来尊他为领袖，他怎么可能会相信？冯乃超拿“左联”的纲领给他看，他一面表示“没意见”，一面又说：“反正这种性质的文章我是不会做的。”１０在参加“左联”的成立大会以后，他更向朋友描述说：“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前花色[绍兴方言，意谓没起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１１语气极为轻蔑。可是，尽管心存种种芥蒂，他仍然要去参加那些组织的活动。他在广州的后半年里，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