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条件还不具备，还需要作些准备。首先是钱。为了购置砖塔胡同的房子，他已经欠了朋友八百块钱的债，一直无力偿还；他又才被章士钊革职不久，倘若因为和许广平同居而遭人垢病，打输了官司，那岂不是要落人涓生和子君的恶运了吗？其次，他也不愿在北京与许广平同居，离母亲和朱安太近，同在一座城中，毕竟不大方便。北京的空气又日渐压抑，后来更发生“三．一八”惨案，他自己也几次离家避难，要想建立一个新的家庭，总得另寻一处安全的地方。当然，他最担心的，还是和许广平的爱情本身。这里既有对许广平的疑虑，也有对自己的反省。“我已经是这个年纪，又有这么多内心的伤痛，还能够容纳这样的爱情，还配得上争取这样的爱情吗？”“让她这样与我结合，她的牺牲是不是太大了？”“即便她现在甘心情愿，以后会不会后悔？”“她究竟爱我到了什么程度？”我相信，每当晚上，他躺在床上抽烟默思的时候，类似上面这样的疑虑一定会在他心中久久盘旋，去而复返的。他面前似乎已经浮出了一条逃离绝望的清晰的生路，但他何时走进去，又怎样走进去，却久久下不了决断。

    一九二六年初春，一个新的机会来了，新任厦门大学国学系主任的林语堂，是鲁迅的老朋友，邀请他去厦门大学任教。那里远离北京，邻近广东，不但气候温暖，政治空气也总比北京要和暖得多，每月又有四百块钱的薪水，正是一个适合开始新生活的地方。鲁迅欣然应允，就在这一年八月离京南下，适逢许广平要回广州，便一同动身。但是，尽管有这么好的机会，又是与许广平同行，他仍然不作明确的计划。他只是与许广平约定，先分开两年，各自埋头苦干，既是做一点工作，也为积一点钱，然后再作见面的打算。３你看，他还是用的老办法，当对将来缺乏把握，难下决断的时候，就先将决断往后推，拖延一阵再说。

    鲁迅兴致勃勃地踏上了厦门岛。可是，几乎就从第一天起，种种不如意的事情接踵而来。地方的荒僻，人民的闭塞，学校主事人那样势利，教师中的浅陋之徒又如此众多，再加上若干职员和校役的褊狭懒散，终至使他连声叹息：自己还是太天真了，北京都那样糟糕，厦门还会好么？他尤其恼火的是，他在北京的那批学者对头——他称之为“现代评论派”，居然也纷纷甫下，有的就直接到了厦门大学，和他做同事。譬如顾颉刚，他曾公开说佩服胡适和陈西滢，现在居然也到厦门大学来做教授；自己来了不算，还推荐其他的熟人来，这些被荐者来了之后，又引荐另外的人，这在鲁迅看起来，简直就是“日日夜夜布置安插私人”４他写信对朋友抱怨：“‘现代评论派’的势力，在这里我看要膨胀起来，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相合。”５远远地躲到厦门来，竟然还是会遇上他们；在北京受排挤，跑到这里来还是受排挤，这怎么能不教他光火呢？他曾这样向人描述自己的心情：“一有感触，就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火冒，而无人浇一杯冷水，于是终于决定日：仰东硕杀！我带来者！”６这“仰东硕杀”是绍兴土话，意思就是“操他妈的！”厦门大学竟然逼得鲁迅不断要在心里骂出这样的话，他当然不愿在这里久留了。他到厦门不到四个月，就开始想走。一个学期的课还没讲完，就已经向校方递了辞呈。他原想在厦门大学工作两年，现在却提前一年半离开，当他独自一个人在夜灯下写辞呈的时候，先前那种种走投无路，屡屡碰壁的记忆，一定又会涌上脑际吧。

    处在这种经常要骂出“仰东硕杀”的心境里，他对和许广子的爱情的疑虑自然会逐渐加重。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写信对她说：

    常迟疑于此后所走的路：（一）、积几文钱，将来

    什么都不做，苦苦过活；（二）、再不顾自己，为人们

    做一点事，将来饿肚也不妨，也一任别人唾骂；（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