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叙多是陈年旧事，于中蕴蓄着他对老友的深情厚意。

    俞平伯的文章内容虽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朱自清却认为在这“烽燧漫天开”的时代里，知识份子应是“朔风”中的“劲草”，不应在沦陷区刊物上发表文章，因而立即去信加以劝说。12月初，俞平伯来信询问他的近况，但对自己发表文章事却含糊其辞，只是说不过是偶尔敷衍，不想多做。朱自清看后很不满意，于12月22日又去了一封信，先是告诉自己近况与心境：

    弟离家二年，天涯已惯，然亦时时不免有情也。在此只教读不管行政。然迩来风气，不在位即同下僚，时有忧谗畏讥之惑，幸弟尚能看开。在此大时代中，更不应论此等小事；只埋首研读尽其在我而已。所苦时光似驶，索稿者多，为生活所迫，势须应酬，读书之暇因而不多。又根底浅，记忆差，此则常以为恨者，加以健康渐不如前，胃疾常作，精力锐减。弟素非悲观，然亦偶尔包包自惧。天地不仁，仍只有尽其在我耳。前曾拟作一诗，只成二句曰：“来日大难常语耳，今霄百诵梦魂惊”，可知其心境也。

    也谈到家中境况：

    家父与一男二女在扬州，一男已成“壮丁”，颇为担心，但亦无力使其来西南。此事甚以为苦。大男仍在边境经商。成都有二男二女，大女采芷在川大已第三年。小女生甫三周岁，二男已俱在小学，尚知勤学。

    信中特别郑重提出：

    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弟意仍以搁笔为佳。率直之言，千乞谅鉴。

    俞平伯接到信十分感动，后每当谈及此事，就万千感慨地说，“非见爱之深，相知之切，能如此乎。”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