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想见见你们。你们为了保卫祖国而离开祖国，我在北京为你们送行。”总理还叮嘱，到了朝鲜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要尊重朝鲜人民，要教育部队更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向总理报告说：“这些要求我们已经列入《赴朝作战守则》中去了，今后，一定遵照总理的指示，抓紧督促检查，贯彻执行。”周总理最后说：“你们十九兵团，还有杨勇、杨成武同志指挥的两个兵团，都是有着光荣传统、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我曾经说过，要把你们‘三杨’拿出去，叫做‘三杨（阳）开台（泰）！’”“三杨开台”是典故“三阳开泰”的谐音，寓意吉祥，具有祝福之意，它寄托着总理对十九兵团出征旗开得胜的期望。后来正如周总理所说的那样，杨成武率志愿军二十兵团入朝参战。杨成武回国后，杨勇又继郑维山代司令之后，担任二十兵团司令员，参加了一九五三年的夏季战役反击，都取得辉煌胜利。

    早在抗日战争后期的一九四四年冬到解放战争初期，我就在杨成武任司令员的冀中军区、冀中野战纵队担任过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为巩固与发展冀中根据地并肩战斗（一九七二年十月，我调福州军区任政治委员，一九七七年春，杨成武也调福州军区任司令员，再度共事）。

    一九四六年冬，我和杨得志两人同时调到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担任政治委员和司令员，一起战斗、工作了一年多；一九四九年六月，我又调到杨得志任司令员的十九兵团担任政治委员，同杨得志等同志一起率部进军大西北，决战兰州，解放宁夏，后又一起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一九五二年冬，我调志愿军总部工作，先后担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等职，而杨得志比我早三四个月就调到志愿军总部先后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五次战役开始时，杨勇入朝参战，先后担任志愿军二十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我又与他共事。

    在这十余年间，我先后与“三杨”都很好地共事过，在作战指挥、部队军政训练及完成各项任务中互相支持、互相配合、情同手足，胜利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周总理关于“三杨开台”的谈话，虽然我没有对其他同志讲过，但我心里是明白的，“三杨”在革命战争年代能征善战，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周总理对“三杨”寄托着厚望，所以，我在担任他们的政治委员时，都告诫自己，更好地做好党的工作，不辜负中央的期望。

    二月十日，我兵团机关和六十四军抵达安东（今丹东）地区，六十三军和六十五军则分别开到辽宁的凤凰城和本溪地区集结待命。安东与朝鲜新义州之间的鸭绿江大桥是我国通往朝鲜唯一的铁路桥，由于敌人飞机的狂轰滥炸，经常要进行抢修，整个兵团要从这座大桥通过十分困难，经兵团领导研究，在铁道兵、后勤运输部门和朝鲜人民的大力支援下，除兵团指挥机关乘坐几节指定的车厢开过铁桥外，兵团所属三个军从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分别从临时架起的九连城和长旬、上河口浮桥通过，“雄赳赳、气昂昂”地用一双铁脚板跨过了鸭绿江，奔向抗美援朝最前线。

    我一踏上朝鲜的国土，看到朝鲜的锦绣河山在美国侵略军铁蹄的蹂躏下，到处是断壁残垣、焦土碎瓦；肥沃的田野上，弹坑累累，荒草丛生，车经平壤时，见到的也是一片废墟，看不到一座完整的楼、一棵挺立的树木，如果不是向导的指点，根本不知道那是昔日繁华的首都。眼前情景与几天前在祖国华北、东北沿途听见生产蒸蒸日上、人民安居乐业的兴旺景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是，我也看到，朝鲜人民不顾敌人的轰炸、扫射，不分昼夜、忍饥受冻地为人民军和志愿军修桥补路、送粮、送弹、救护运送伤员的动人场面，从心底里同情朝鲜人民的不幸遭遇，敬佩朝鲜人民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