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即解放太原后的第四天，毛主席把彭总从太原前线召回北京，进一步商讨如何解决西北的问题。毛主席根据迅速发展的国内革命形势，指出了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的可能性，同时强调指出，要争取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首先必须经过军事上的决战，消灭胡、马主力。

    这时，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敌军的精锐主力已丧失净尽，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面临绝境。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渡过长江的百万雄师，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残敌，相继解放了南京、上海及江南的大片领土，并开始了向东南、中南、西南的进军。国民党反动政府成了丧家之犬，分别向台湾、广州、重庆逃窜。败局已定的蒋介石集团，对华东、华南的信心已完全丧失，而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盘据西北的胡、马集团和退缩西南的白崇禧集团身上，妄图保住西北和西南地区，作为最后的反革命基地，取得帝国主义支持，争取时间，重整旗鼓，待机卷土重来。

    西北五省地域辽阔，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盘据西北的胡宗南集团，是蒋介石的一支装备精良的嫡系主力部队。虽在我西北野战军的沉重打击下，不断损兵折将，战斗力大大削弱，但其兵力仍有十六个军、四十一个师，共二十余万人。青、宁二马则拥有十个军、三十三个师（旅），共十八万余人的兵力，尚未受到我军歼灭性的打击。长期以来，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了保住大西北作为残喘之地，极力拉拢青、宁二马。国民党中央特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人日派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同年七月二十七日正式任命），马鸿逵除继续担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外，还许诺其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千方百计地拉青、宁二马出兵陕西，同胡宗南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我军。取得西北军政长官大权的马步芳，一时得意忘形，野心恶性膨胀，竟以“西北支柱”自命，又企图以进军陕西保其老巢，遂伙同马鸿逢组织三个兵团，由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率领，分三路大举东进，与胡宗南集团相配合，企图一举攻占咸阳，进而夺取西安。严阵以待的我第一野战军，在适当诱敌深入后，予以迎头痛击，挫败了敌人的锐气，保障了我华北入陕兵团的安全集结。

    华北两个兵团来到西北以后，第一野战军的兵力增加到十二个军、三十五个师，共三十四万人，与胡、马集团的二十七个军、七十四个师，共三十八万人相比，数量大体相等。然而，我军可以集中使用，而敌军则分散在西北各地，集中于我军对面的敌军主力，只有胡宗南七万余人，青、宁二马八万余人，合计十五万余人，因此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鉴于我军在西北战场占相对优势，要想把胡、马主力一举消灭于一役是困难的，而必须把它们分割开来，区别先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青、宁二马和胡宗南之间，长期以来就有很深的矛盾，如今虽因面临灭亡的共同命运而不得不联合起来，但又互存戒心，貌合神离，在联合作战中都暗图保存自己，牺牲对方，互相利用。他们一面联合作战，一面各怀鬼胎，各打各的主意，这就为我军利用敌人的矛盾，各个歼灭敌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敌人进攻咸阳、西安失败以后，胡宗南主力集结于渭河南北地区，青、宁二马主力集结在乾县、礼泉地区。这时候，我军应当首先向何处开刀，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还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这是决战开始的首要问题，也是整个决战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必须根据敌我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果断的处置。

    为此，彭总曾多次向毛主席报告前线情况，提出作战方案，毛主席也多次给予指示。根据当时西北战场的整个情况来看，毛主席和彭总都认为，胡宗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