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晨福尔摩斯心情抑郁，陷入沉思。他那机警而实际的性格往往受这种心情的影响。“你看见他了？”他问道。“你是说刚走的那个老头？”“就是他。”“是的，我在门口碰到了他。”“你觉得他怎么样？”“一个可怜、无所作为、潦倒的家伙。”“对极了，华生。可怜和无所作为。但难道整个人生不就是可怜和无所作为的吗？他的故事不就是整个人类的一个缩影吗？我们追求，我们想抓住。可最后我们手中剩下什么东西呢？一个幻影，或者比幻影更糟——痛苦。”“他是你的一个主顾吗？”“是的，我想应该这样称呼他。他是警场打发来的。就象医生把他们治不了的病人转给江湖医生一样。他们说自己已无能为力，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病人的情况也不可能比现状再坏的了。”“怎么回事？”福尔摩斯从桌上拿起一张油腻的名片。“乔赛亚·安伯利。他说自己是布里克福尔和安伯利公司的股东，他们是颜料商，在油料盒上你能看到他们的名字。他积蓄了一点钱，六十一岁时退了休，在刘易萨姆买了一所房子，忙碌了一辈子之后歇了下来。人们认为他的未来算是有保障了。”“确是这样。”福尔摩斯瞥了瞥他在信封背面草草写下的记录。“华生，他是一八九六年退休的。一八九七年和一个比自己年轻二十岁的女人结了婚，如果像岂不夸张的话，那还是个漂亮的女人。生活优裕，又有妻子，又有闲暇——在他面前似乎是一条平坦的大道。可正象你看见的，两年之内他已经变成世界上最潦倒、悲惨的家伙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是老一套，华生。一个背信弃义的朋友和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安伯利好象有一个嗜好，就是象棋。在刘易萨姆离他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年轻的医生，也是一个好下棋的人。我记下他的名字叫雷·欧内斯特。他经常到安伯利家里去，他和安伯利太太之间的关系很自然地密切起来，因为咱们这位倒霉的主顾在外表上没有什么引人之处，不管他有什么内在的美德。上星期那一对私奔了——不知去向。更有甚者，不忠的妻子把老头的文件箱做为自己的私产也带走了，里面有他一生大部分的积蓄。我们能找到那位夫人吗？能找回钱财吗？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个普通的问题，但对安伯利却是极端重要的大事。”“你准备怎么办？”“亲爱的华生，那要看你准备怎么办——如果你理解我的话。你知道我已在着手处理两位科起特主教的案子，今天将是此案最紧要的关头。我实在抽不出身去刘易萨姆，而现场的证据又挺重要。老头一再坚持要我去，我说明了自己的难处，他才同意我派个代表。”“好吧，”我应道，“我承认，我并不自信能够胜任，但我愿尽力而为。”于是，在一个夏日的午后我出发去刘易萨姆，丝毫没有想到我正在参与的案子一周之内会成为全国热烈讨论的话题。那天夜里我回到贝克街汇报情况时已经很晚了。福尔摩斯伸开瘦削的肢体躺在深陷的沙发里，从烟斗里缓缓吐出辛辣的烟草的烟圈。他睡眼惺忪，如果不是在我叙述中停顿或有疑问时，他半睁开那双灰色、明亮、锐利的眼睛，用探索的目光注视着我的话，我一定会认为他睡着了。“乔赛亚·安伯利先生的寓所名叫黑文，”我解释道，“我想你会感兴趣的，福尔摩斯，它就象一个沦落到下层社会的穷贵族。你知道那种地方的，单调的砖路和令人厌倦的郊区公路。就在它们中间有一个具有古代文化的、舒适的孤岛，那就是他的家。四周环绕着晒得发硬的、长着苔藓的高墙，这种墙——”“别作诗了，华生，”福尔摩斯严厉地说。“我看那是一座高的砖墙。”“是的。”如果不是问了一个在街头抽烟的闲人，我真找不到黑文。我应该提一下这个闲人。他是一个高个、黑皮肤、大胡子、军人模样的人。他对我的问询点了点头，而且用一种奇特的疑问目光瞥了我一眼，这使我事后又回想起了他的目光。“我还没有进门就看见安伯利先生走下车道。今天早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