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尖锐笑声，听上去特别像顾里那个不要脸的在冲我放肆地大笑：“咦~~~~哈哈哈哈哈哈，呜~~~~哈哈哈哈。”

    我像一只被佛光笼罩了的妖精一样，呲牙咧嘴，跪在地上现出了原型。

    三分钟后，闹钟安静了，顾里裹着她那身夜黑风高的行头，再次飘到我的床边，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发，一双眸子柔情似水地对我说：“起来么？我房间里还有另外三只闹钟。”

    十分钟后，我披头散发地出门了。出门的时候，顾里提醒我，“把你的包带上。”

    我被扔进一辆车的后座，昏头昏脑的，车就开出了我们小区的门口，开进了南京西路。我感觉到这并不是顾里的车，崭新的内饰甚至还透着新鲜凛冽的皮革味道。“这车是谁的？”我摸着屁股下面高级柔软的小牛皮，瞄着后座宽敞得几乎能让我把腿儿伸直的空间，问前面正戴着白手套开车的顾里。顾里看了一眼后视镜里的仿佛刚刚被人从麻袋里放出来的蓬头垢面的我，说：“顾源的，这个败家子。”

    凌晨5点的南京西路像一座遗迹。华灯初上时的那种快要把人逼疯的金光四射和横流物欲，此刻全部消失了踪影。只有头顶寂寞的路灯依然亮着，刷拉拉整齐的一排，把这条全中国最繁华的商业街照得像是火葬场大门外的那条通天大道。偶尔路过几个正挥舞着扫帚或者拿着高压水龙头冲洗昂贵的大理石地面的清洁工，他们在每一个上海还没有苏醒的凌晨，见证着这个城市难得的寂静。只是他们一直是被人们遗忘的一群人，每一个阳光灿烂的白天，当人们路过恒隆广场或者波特曼门口几乎一尘不染的大理石地面时，没有人会想起他们，在这群穿着同样的西装拿着同样的手机用着同样的笔记本，甚至说着同样的话的被称作白领的人们眼里，上海似乎本来就是这样干净的，就像一个活人，在每一个疲惫的夜晚倒头睡去，天亮后，又会恢复全身的精力。

    只有两边高大的梧桐树在快要破晓的夏末凉风里，摇动出弥漫一整条街的树叶摩挲声，沙沙作响，听起来像是头顶移动着一座塔克拉玛干沙漠。当年唐婉如对此还有一句经典语录：“塔克拉玛真他ma生猛，连沙漠都不放过！”——她把塔克拉玛理解为了一个人名，也把“塔克拉玛干”的“干”字，理解为了一个发音为四声的动词。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我看着鬼祟的顾里，从后视镜里看见她此刻双眼精光四射、杀气腾腾。我身体里的生物自我保护本能瞬间又启动了。我对这个眼神记忆犹新，每当我人生要倒大霉的时候，我都会看见顾里的这种眼神，她大姨婆死了——穿着那套现在已经无法再买到的el套装。按照她姨婆死前的遗愿，当她被推进焚化炉的时候，她必须穿着这套el。这对于顾里来说，当然是无法接受的事情。“出于对艺术瑰宝的保护和拯救，我一个新时代的女性，怎么能够眼看着这种人间惨剧发生！”我看着当时也是一身夜黑风高行头打扮的顾里义愤填膺地说着她的愤怒，她的表情苦大仇深且大义凛然，我感觉她应该去竞选美国总统。于是当晚，我被她胁迫着，或者说被她这股子对“艺术瑰宝”的虔诚态度打动了——当然，还有一件事情不提也罢，她答应送我一个Dior的钱包，不过这是小事，无关紧要。

    于是，我们身手敏捷、飞檐走壁地探入了她大姨婆的灵堂。我们神不知鬼不觉。我们动作麻利、健步如飞。我们风生水起、排山倒海。我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们仿佛鬼魅般悄无声息。我们进入灵堂一分半钟之后，被抓了。

    往事历历在目，如同一块又一块警示牌一样密密麻麻地插满了我的大脑。我趴倒座椅后背上，伸出手用力地抓她纤细的肩膀，“顾里，你到底想干什么？”我用的劲儿太大，都能清晰地看见我手指发白了。

    尽管顾里痛得眯紧了双眼，假睫毛一阵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