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在此后的几年间，他多次打入陕甘边一些国民党军队以及军阀队伍中，如宁夏苏雨生部、陇东谭世霖部、平凉陈畦璋部等，进行兵运活动。在这些军阀部队里他积极争取了一些爱国、民主进步的人士，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1930年，刘志丹在永宁山加入了哥老会。他加入哥老会的目的，是要把这支势力较大的民间组织改造成能为我所用的进步力量，改造方针是：拥护革命，不改变组织，协同作战，一致抗日。在他的宣传和影响下，陕甘宁地区的哥老会组织纷纷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踊跃参加革命，为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贡献。

    刘志丹、习仲勋自1932年8月在照金相识后，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34年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在新开办的军政学校，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任政委。两人的关系更加亲密。习仲勋从刘志丹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而刘志丹的统一战线思想对习仲勋影响至深。习仲勋曾说：“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见，听民主人士的意见，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遵从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来的。”

    西安事变后，中国的时局发生了变化，身为关中特委书记的习仲勋也调整思路，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及时分析形势，开展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关中特委以建立和扩大统一战线为中心，进行了边区与友区的区域谈判，争取了地方民团，加强了对友区的群众工作，建立和发展了统一战线。此后，习仲勋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驻会议员和议长，统一战线思想日臻成熟，在工作中以平等谦虚的态度和民主人士交朋友，讨论问题，受到许多民主人士的敬佩。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此期间，同民主人士合作出现了更大的规模和新的局面，习仲勋继续同许多民主人士保持友好的关系，并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

    西北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区，民族、宗教问题尤为复杂。习仲勋曾兼任西北局的统战部长，在这一时期，他忠实而又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提出了许多关于民族统战工作的独特见解。他根据西北地区的实际，为争取团结更多的民族宗教上层，减少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阻力，增加助力，提出了“联合封建反封建”的观点，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赏。他与许多民族民主人士交往频繁，建立起长期的友谊。藏族上层人士黄正清曾任拉卜楞寺保安司令，1949年8月率部起义。习仲勋在工作中总是对他热情鼓励，充分信任，他可以随时到习仲勋那里汇报工作或请示问题。在习仲勋的支持下，黄正清受命出任甘肃藏区访问团总团长，平息了1952年夏甘肃藏区一带发生的土匪叛乱，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在此后的几十年问，两人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黄正清把习仲勋看做“藏胞心目中的亲人”。新中国成立初期，青海昂拉部落的千户项谦，曾几度归顺人民政府，但不久之后又反叛。当时许多人失去了耐心，主张用军事手段彻底解决。习仲勋却指示“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反复争取，采取宽大政策”。他多次亲赴昂拉，与项谦和平谈判十余次之多。在统战政策的感召下，项谦终于在1952年7月向人民政府投诚，此后再也没有反叛。毛泽东在得知了争取项谦的过程后，曾对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在与十世班禅等民主人士交往中，习仲勋与他们肝胆相照，真诚团结，赢得了大家的称赞。习仲勋的团结统战思想，应该说得益于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的言传身教，更是习仲勋自己在工作实践中，领会到党的统战工作精髓，并在长期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