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为补充团，刘志丹任团长，驻防旬邑县职田镇。刘志丹利用这个时机，一面收集被打散的部队，一面招收革命青年，积极扩大部队，准备起义。这时，地主豪绅暗中与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串通，密谋捕杀刘志丹。苏雨生与反动当局合谋，假以开会为名，诱骗刘志丹到彬县，将刘逮捕，关人彬县监狱。同时他还调动两个团围攻职田。部队与敌血战两昼夜，后为营救刘志丹出狱，经连排长会议决定，全军放下武器。部队被缴械后，编为徒手运输连，驻彬县东关村娘娘庙。刘志丹入狱第八天，恰遇杜斌丞因公人甘，途经彬县。经由杜先生解救，刘志丹得释。第三次起兵又失败了。

    刘志丹出狱后，巧遇同乡李勤甫。李系陇东暂编十三师师长陈琏璋的副官处长，他为陈在天津购买驳壳枪两打，行至彬县被苏雨生扣留。陈、苏之间的矛盾骤然激化。李勤甫偕刘志丹去平凉晤见陈畦璋。陈明知刘志丹是共产党员，却十分敬佩，鉴于陈、苏之间的尖锐矛盾，陈愿与刘协力抗苏，并委任刘志丹为陇东十三师直辖十一旅旅长，防地划为宁县、正宁两地。这时，杨虎城已下令消灭苏雨生，通令陈硅璋执行。于是消灭苏雨生部的作战计划便产生出来了：驻早胜镇陇东十三师直辖骑兵旅高广仁部，驻宁县、正宁陇东十三师直辖十一旅刘志丹部为攻歼部队；陇东十三师刘宝堂旅为追歼部队。不料，高广仁与苏雨生、张廷芝早有勾结，高、苏、张三部计划退往宁夏称霸一方。在这一阴谋之下，1931年6月29日，高广仁突然行动，将刘志丹旅打垮，与此同时刘宝堂旅也被高军缴械，并将排长以上干部绑架，向北窜逃。但高军行至庆阳，被陈畦璋西峰镇驻军蒋云台旅打散，陈珐璋部两个旅因而得救。高广仁残军退往宁夏后完全失败。而这时蒋云台却通缉逮捕刘志丹。在这种形势下，刘志丹留张秀山、王世泰、张景儒、张尔凯、刘约三等人于陈部，继续隐蔽，以待时机。他偕马锡五离队，进入南梁地区。刘志丹又遭到第四次失败。

    1931年7月中旬，刘志丹、马锡五进人南梁地区后迅速展开活动，很快便收编了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三股武装，分别授予三个营的番号：赵连璧部办第一营，营长赵连璧；杨培盛部为第二营，营长为杨培盛；贾生财部为第三营，营长贾生财。至此，刘志丹终于组成了一支由共产党人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一南梁游击队。不久，该游击队与转战陕北的晋西，与游击队会合，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任正、副总指挥。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打出了红旗，成为西北红军的前身。

    二、对刘志丹、谢子长开展兵运工作的几童以识

    1．开展兵运工作是渭华起义失败后的形势所迫，且具相对的有利条件

    以渭华为中心的各地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在陕西的反动统治，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怎样建立、发展、壮大自己的军事武装组织，是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而当时陕甘地区土地贫瘠，1928年起又发生了连年的自然灾害，加上军阀混战不断，经济急剧崩溃，农民生活极为贫困；再加之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的腐败，官长克扣军饷，层层盘剥，士兵的生活也极其恶劣。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矛盾重重，相互厮杀，士兵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被任意打骂甚至遭杀害。官兵关系紧张，士兵不满情绪十分严重，自发的兵变时有发生。

    此外，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远离陕甘地区，当地的驻军多为南京政府不够重视的杂牌军队和地方军阀。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军队退出陕甘地区，当时该地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为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及一些地方军阀，他们为扩充自己的实力，到处招兵买马。这些都说明当时开展兵运工作不仅是形势所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