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惨败的报道了。

    柯蒂斯·雷德勒看了看他那硕大的金表，把手按在了麦圭尔的肩膀上。

    “来吧，老弟。”他说。“再过三分钟，火车就要开了。”

    麦圭尔生性就喜欢挖苦人。

    “一分钟之前，我对你说过我已经破产了。在这期间，你没有看见我捞进筹码，也没有发现我时来运转，是不是？朋友，你自己赶快上车吧。”

    “你到我的牧场去，”牧场主说，“一直呆到恢复。不出六个月，准保你换一个人。”他一把抓起麦圭尔，拖他朝火车走去。

    “费用怎么办？”麦圭尔说，想挣脱可又挣脱不掉。

    “什么费用？”雷德勒莫名其妙地说。他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可是互相并不了解，因为他们的接触只象是格格不入的斜齿轮，在不同方向的轴上转动。

    南行火车上的乘客们，看见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型凑在一起，不禁暗暗纳罕。麦圭尔只有五英尺一英寸高，容貌既不象横滨人，也不象都柏林①人。他的眼睛又亮又圆，面颊和下巴瘦骨棱棱，脸上满是打破后缝起来的伤痕，神气显得又可怕，又不屈不挠，象大黄蜂那样好勇斗狠。他这种类型既不新奇，也不陌生。雷德勒却是不同土壤上的产物。他身高六英尺二英寸，肩膀宽阔，但是象清澈的小溪那样，一眼就望得到底。他这种类型可以代表西部同南部的结合。能够正确地描绘他这种人的画像非常少，因为艺术馆是那么小，而得克萨斯还没有电影院。总之，要描绘雷德勒这种类型只有用壁画——用某种崇高、朴实、冷静和不配镜框的图画。

    ①横滨是日本商埠；都柏林是爱尔兰共和国首都。

    他们坐在国际铁路公司的火车上驶向南方。在一望无际的绿色大草原上，远处的树木汇成一簇簇青葱茂密的小丛林。这就是牧场所在的地方；是统治牛群的帝王的领土。

    麦圭尔有气无力地坐在座位角落里，猜疑地同牧场主谈着话。这个大家伙把他带走，究竟是在玩什么把戏？麦圭尔怎么也不会想到利他主义上去。“他不是农人，”这个俘虏想道，“他也绝对不是骗子。他是干什么的呢？走着瞧吧，蟋蟀，看他还有些什么花招。反正你现在不名一文。你有的只是五分钱和奔马性肺结核，你还是静静等着。静等着，看他耍什么把戏。”

    到了离圣安东尼奥一百英里的林康，他们下了火车，乘上在那儿等候雷德勒的四轮马车。从火车站到他们的目的地还有三十英里，就是坐马车去的。如果有什么事能使麦圭尔觉得象是被绑架的话，那就是坐上这辆马车了。他们的马车轻捷地穿过一片令人赏心悦目的大草原。那对西班牙种的小马轻快地、不停地小跑着，间或任性地飞跑一阵子。他们呼吸的空气中有一股草原花朵的芳香，象美酒和矿泉水那般沁人心脾。道路消失了，四轮马车在一片航海图上没有标出的青草的海洋中游弋，由老练的雷德勒掌舵；对他来说，每一簇遥远的小丛林都是一个路标，每一片起伏的小山都代表方向和里程。但是麦圭尔仰天靠着，他看到的只是一片荒野。他随着牧场主行进，心里既不高兴，也不信任。“他打算干什么？”这个想法成了他的包袱；“这个大家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麦圭尔只能用他熟悉的城市里的尺度来衡量这个以地平线和玄想为界限的牧场。

    一星期以前，雷德勒在草原上驰骋时，发现一头被遗弃的病小牛在哞哞叫唤。他没下马就抓起那头可怜的小牛，往鞍头一搭，带回牧场，让手下人去照顾。麦圭尔不可能知道，也不可能理解，在牧场主看来，他的情况同那头小牛完全一样，都需要帮助。一个动物害了病，无依无靠；而雷德勒又有能力提供帮助——他单凭这些条件就采取了行动。这些条件组成了他的逻辑体系和行为准则。据说，圣安东尼奥狭窄的街道上弥漫着臭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