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是染的，我不清楚。他乔装车上医务人员，穿着白大褂，并且有一个医生的暗号，叫“一把刀”。他在那天会上几乎没说一句话，以沉默而为我注目。很不幸，他几乎就在南京快解放的前几天里暴露了身份，因拒捕被乱枪打死。

    现在我又看见了你母亲，她坐在单架上，在我们中央，一身坚硬的黑色衣服使她显得凶冷、离群，而头上的绷带我刚才说过使她显得圣洁，所以总观起来，她那天身上有一种圣洁的冷漠和敌意。她一直缄默不语，我以为她今天不打算发言了，但车子从郊外回来的路上，也就是会议的最后十几分钟里，她突然说：“我挨到最后讲，是想多讲几句。”

    就这样，她开口了，语调、言辞跟3天前舞会上的那种小姐做派截然不同，变得坚定、激烈、热气腾腾，具有演讲的气派。她说着说着，就毫不犹豫地扯下了下巴上的绷带，好像有人不准她扯似的。这个动作我可以说是她性格的一次曝光，我正是由此开始意识到舞会上的聪明的、优雅的、温情脉脉的小姐绝不是你母亲的全部，她身上蕴藏着火热的一触即发的激情和为激情驱使下什么事都敢做的大胆和不羁。用句《圣经》上的话说(我太太后来变成个基督徒)，她是一个“炽热的金的姑娘”，“柔软的银的姑娘”只是停留在她表面的形式。作为她的战友，我将不断目睹到她“炽热的金的”一面，而那些刽子手，也许会迷醉于她“柔软的银的”表面。

    她果然说了不少，也许比我们5个人加起来还要多。我现在已记不得她讲的很多，只记得一件和我有关的事——她谈到，她目前的处境很不适合她开展工作，“我现在身边的人都是一群蝴蝶迷，你就是把她们脑壳炸开了也搞不到一丝情报”。你母亲这样夸张地说。事实也是这样，当时你母亲虽则是打入了国民党心腹机关，但在心腹机关里，她又处于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上，在通讯站，每天就是收发电报，电报都是密报，天书似的，没人看得懂。我以前在电讯处时曾常常去那里办事，我很熟悉那方天地，那里的人，正如你母亲说的，都是一帮崇尚时髦追求浪漫的洋小姐，每天带着化妆品上班，利用工作间歇谈论时装、美容、明星、舞会，津津乐道于已经流逝了的或者正在进行的甚至未来的种种浪漫和甜蜜。她们就像魔术师一样，在一种不真实的前提下把生活翻来覆去，却从不厌倦；她们站在舞台上，用青春编演各种节目，渴望掌声响起来，渴望白马王子，渴望青春永驻，至于剧院外面在干什么，她们会不耐烦地说：管那干什么！

    置身这群缺乏敌意甚至缺乏敌意想像的女人中间，你母亲一定感到了无聊的孤寂和作为一个局外人的焦躁，所以她要求离开那里，去更有价值的处室，希望组织上给她提供条件和机会。我记得清楚，她当时还说了这样一句话：

    “与其把刀子插在无关痛痒的腋窝窝里，还不如不要这把刀子，因为这样的话这把刀子只能给自己增加风险，并不能对敌人构成威胁。既是刀子，就应该把它插在敌人心脏上，心脏的心脏上！”

    这个说法马上得到了老A的赞赏，他把你母亲的要求(去更有价值的处室)作为一个任务交给我。我嘴上答应下来，但心里头明白这不是件容易事，我很可能完成不了。

    散会前，我们为自己炽热的信念所驱使，大家围成一圈，伸出12只虔诚的手叠在一起，齐声高喊：

    “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

    05

    分析一下保密局当时的形势就不难想像，要完成老A或者说代表老A的那个老A交给我的任务——帮你母亲打入保密局的心腹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之所以答应下来，不是因为我有条件完成，而是无理由拒绝。我们甚至连死都无法拒绝，还有什么可以拒绝的？保密局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1946年10月，保密局迁至南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