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正坐在平常读书用的桌子前，面前摊着一个已经开了的信封和一封信。“好几次了，我收到一些信，没有告诉过你，”他对特丽莎说，“是我儿子写来的。我努力把我和他的生活完全分开，看我到底落个什么下场。几年前，他被大学开除了，眼下在一个村子里开拖拉机。我们的生活也许是分开了，不过它们还是朝一个方向运动，象平行线。”

    “你于嘛从不告诉我这些信？”特丽莎大松了一口气。

    “不知道。我以为这事令人很不愉快。”

    “他经常写吗？”

    “时不时写。”

    “写些什么？”

    “他自己。”

    “有趣吗？”

    “是的，有趣。你该记得，他母亲是个热情的追随当局者。这样，他很早就同她断了关系。后来，他接济一些象我们这样倒了霉的人，跟着他们转入了政治活动。他们中间有些人已下了大牢。但他也跟他们分手了。他在信里，称他们是‘永远革命派’。”

    “是不是说，他与当局讲和了？”

    “不，根本不是。他信了上帝，还认为这事至关重要。他说我们不必留意当局，完全不理它，应该根据宗教的指示来度过日常生活。他宣称，要是我们信上帝，就可以按我们的行为方式，对付任何形势，把它们变成他叫作‘人间的天国’的一种东西。他说在我们国家，教会是唯一能逃避国家控制的自愿者团体。教会帮助他反对当局，他真正信仰上帝，所以我很想知道，他是不是入了教会。”

    “你为什么不问他？”

    “我以前钦佩信徒，”托马斯继续说，“我以为他们有一种奇异的先验方式，来察觉我身边的事情。你可以说，象特异功能者。但我儿子的经历证明，忠诚实际上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他摔了一交，被抛弃了，天主教收留了他。他还不知道天主教是什么，就行了忠诚。所以决定问题的是感激，很可能。人类的众多决定都简单得可怕。”

    “你给他回过信吗？”

    “他从没留下回信的地址，”他说，“邮戳只标明了地区名称，我只好给那个集体农庄寄了一封信。”

    特丽莎想起自己曾经怀疑托马斯，感到有点羞愧，希望能补偿一下自己的过失，有一种给他儿子做点什么事的冲动：“为什么不给他写上一句，邀请他来看看我们？”

    “他看起来象我，”托马斯说。“一讲话，上嘴皮扭得象我的一样。让我来看自己的嘴皮劈哩啪啦谈什么天国——这个想法莫名其妙。”

    特丽莎哈哈大笑起来。

    托马斯也与她笑成一团。

    “不要这样孩子气，托马斯！”特丽莎说，“你和你前妻的事，毕竟是一本老帐了，与他有什么关系？他又有什么办法？干嘛因为你自己年轻时找错了人，来伤害这个孩子？”

    “坦白地说吧，一想到同他见面，我就怯场。这是主要原因，使我什么也没干。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搞得我这样顽固，始终不想见他。有时候，你打定主意却不知道为什么，惯性力量使你坚持下去。这东西一年年强化，很难改变。”

    “请他来吧！”她说。

    下午，她从牛棚回来的路上，听到大路上有人声。近了，才辨出是托马斯的小卡车。他弯着腰正在换轮胎，一些人围着他等待完工。

    她不能使自己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他看上去象一位老人，头发变灰了，今非昔比了，不在于从医生变成了司机，而在于不再年轻了。

    她回想起最近一次与集体农庄主席的谈话。对方告诉她，托马斯的车子情况很糟糕。他象是在开玩笑而不是抱怨，但她听出他是有所担心。“托马斯对人里面的东西，比对机器里面的东西当然内行得多罗！”他哈哈大笑。接着，他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