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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西安事变”后红军主力部队在陇东的抗日救亡活动
提出了三项重要任务:(一)学习训练;(二)维护社会治安,肃清匪患,宣传发动群众,帮助建立健全地方政权;(三)防止南线东北军的进犯,并与之逐步接触,开展统战工作。

    由于中央教导师同时又是抗大第三科,因此。教学工作是其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毛泽东曾指示:“三科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①在教育和训练工作中,中央教导师按照“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以政治与军事并重,文化学习与训练并重为原则,积极开展教学活动。学习的内容有马列主义基础理论、中国革命问题、抗日游击战争和一般军事常识等。特别重视政治思想教育,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边学习,边战斗,边劳动。

    中央教导师的教学还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从师长起至各级领导,既是学员,又是教员。当时正是内战基本停止抗战还未开始,中央教导师即抓住这个难得的宝贵时机,集中了一批指挥员及政治工作人员在这里进行学习:除课堂教学外,教导师还很重视在日常生活中的讲话,每周的生活检讨会,每次的首长报告,每个节日的活动,以及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生产劳动等等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改造着学员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及道德情操。

    中央教导师的全体干部学员的教学和生活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给抗大确定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去实践的。先说“团结”一教导师的学员来自五湖四海。出身、年龄、经历都很不同,但他们在一起学习、战斗、生活,确实极少发生不团结的现象。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野蛮的也变得文明了;骄傲的也变得谦逊了;自私的也变得大公了;狭隘的也变得开朗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真诚而友爱的。即使发生问题,通过及时批评与自我批评都得到解决。在这里,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成了家常便饭。后说“紧张”…教导师学员的学习、生活同红军战斗部队战士的训练、生活一样。一天时间里,白天上课,晚上讨论,午休时间必须休息,游戏时间又多是集体活动,星期日常有背粮、背柴、浇地、锄草等劳动。在教导师看不见悠哉游哉的散漫现象。再次谈一谈“严肃”——教导师的训练及日常生活,都是严格地按照红军的肯关条令、条例进行的。违犯条令、条例的必须严格处理。在这里非常讲究政治、立场、原则,讲究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但在政治上、经济上及教学上又提倡民主作风。最后说一下“活泼”——它是最突出地表现在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方面。整天歌声不断,早操后、上课前、吃饭前、点名前,歌咏委员都要抓紧机会教歌或唱歌。大队集合听报告,那就更热闹了,各队互相拉歌,唱歌声、拉歌声、鼓掌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热火朝天;各队在一期的学习中都要组织几次文艺晚会,节目丰富多彩,活跃了学员们的生活。

    中央教导师在完成培训干部任务的同时,还注意开展地方工作,发动群众,广泛团结各阶层的群众,为陇东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西安事变”后,驻守在庆阳县城的东北军一0九师撤往西安,中央教导师当即移往庆阳城接防,1937年春,教导师与红二、四方面军的两个随营学校合并组成抗大第二校,3月改称“抗大步兵学校”,对外则仍称红军中央教导师,学员扩大到1400余人。

    在红军教导师进驻庆阳后不久,以蔡畅为首的陕甘宁省委工作团也来到了庆阳县城。红军教导师除完成自身的教学训练任务外,还与省委工作团互相配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爱国运动。

    在当时,庆阳县城是陇东的一个古老城镇,经济、文化相对比较发达,但同时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封建文化传统观念根深蒂固,阶级矛盾尖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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