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阎红彦回忆：

    “起先，部队里没有炊事员、饲养员，指挥员也和大家一起做饭、喂马。马都是骑兵、交通员、病号们骑的，指挥员从来不兴骑马。一到衍营地，指挥员分了房子。派了哨位。还要同战士们一样轮班站岗放哨。如果有人来谈事情，临时就找个人代岗，谈过了再来站。指挥员要是有一次没有指挥好战斗或是有什么缺点，开士兵委员会时，战士们在大会上你一言我一语地批评他。最好笑的是只要会上有人说不赞成他当指挥员，这个指挥员就当不成了。谢子长同志和刘志丹同志部曾经叫大家撤过职，我也叫战士们撤过职。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谢子长同志和刘志丹同志在撤职的时候。从来也没有半句怨言。过了几天。大家觉得，还是‘老谢’和‘老刘’能行，就又重新推举他当总指挥了。有一次部队打了胜仗，群众慰劳了两条哈德门香烟，谢子长同志作主把香烟统统分给了伤员们。士兵委员会知道了。认为没有通过他们，这种分法不公平，给谢予长同志提了许多意见。”①

    当时，红军干部和战士完全是平等的关系，指挥员们天天与战士们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哪个战士叫什么名字，有什么脾性，全都弄得清清楚楚。一到宿营地，指挥员就到各窑洞去看战士，问寒问暖，关怀备致。谢子长和刘志丹年岁较长，战士们对外公开叫他们总指挥，平时总是亲切地叫他们“老刘”或“老谢”。谢子长同志有时在口袋里装些炒熟的豆子，到战士们住的窑洞里，给这个战士抓一把，给那个战士塞一把，坐下来就和大家谈心，或者讲故事，说笑话，战士们听得津津有味，满窑大笑。因此，战士们对指挥员非常熟悉亲热，彼此之间一点也不拘束，就象亲兄弟一样。

    由于陕甘边红军在初建时期，部队人员较少，尚处于向正规红军的过渡阶段，因此，部队的这种民主生活方式是很自然的。但是，这种民主生活方式也有缺点，这就足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倾向在部队中影响较大，不利于指挥员集中精力来研究部队建设和作战问题。

    后来，陕甘边红军通过陕西省委了解和领会了江西苏区中央红军的一套民主生活制度，还认真学习丁毛泽东在红四军“九大”上所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的小册子，认识到：“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消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敞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任务根本不相容的。”①“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②

    从此，陕甘边红军的民主生活制度开始按照“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的方针逐渐健全和完善起来。一是树立指挥员的权威，规定了指挥员可以不放哨，部队设了参谋人员。使部队有了简单的分工，指挥员摆脱了不少事务，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考虑部队建没和作战指挥问题。“为了反对游击习气，规定要互相敬礼，一开始很不习惯。有的人一边敬礼，一边忍不住地笑。”③二是党委的决议必须坚决执行，决不能以种种借口阻扰党的方针的贯彻。三是建立了民主生活的机购和制度，成立了经理部（后勤工作单位）、医务室、列宁室（俱乐部）。还设立了一个小型的修械所，进一步完善了士兵委员会，规定了它的权利和义务。这样就使陕甘边红军的民主生活制度更加健全起来。

    陕甘边红军的民主生活制度使红军真正做到了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培育了部队的民主作风。刘志丹的民主作风就是陕甘边红军民主作风的表率和模范。他虽然担任过总指挥、师长、军委主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