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的集市上，破坏了群众纪律，造成了不良影响。谢子长闻讯后十分气愤，认为赵连璧屡犯纪律，是“土匪行为”，于是在2月3日下午，在他的驻地锦章村召开了第一支队党员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荣子卿、杨仲远、阎红彦、白锡林、胡廷俊、雷恩钧等，未通知刘志丹及第二支队的党员干部参加。会议决定处决赵连璧，将第二支队全部缴械解散。2月6日（春节）上午，谢子长在第二支队驻地南庄子召集全军官兵，当场打死了赵连璧、谷聚山和第一大队一名中队长等3人，打伤白冠五等2人，缴了第二支队的全部枪械，解散了二支队，遣散了二支队主要干部，并下了刘志丹的驳壳枪。这就是陕甘边历史上影响很大的。三嘉塬事件”，有的书中称之为“三嘉塬缴枪”。这一事件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它瓦解了第二支队，同时也引起了第一支队内部非党干部和部分战士的恐慌。在当天晚上，第一支队队长师储杰即带领100余人连夜出走，不久投靠了杨虎城，削弱了西北反帝同盟军的力量，部队由700余人锐减为200余人。由于使用对整个部队缴械这种错误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和部队的争论，因而在党内和部队内部造成了隔阂，遗留下一些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隔阂和遗留下的问题，中共中央在时隔半个世纪后，专门邀请原在陕甘边和陕北地区工作的部分领导干部，对若干有争论的问题及如何处理进行了座谈。座谈内容由冯文彬、宋时轮同志整理起草了《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报告》对“三嘉塬事件”所作的结论中说：

    “队伍成份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志丹）、谢（子长）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杰出代表。这件事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当时的重要领导人已经去世，现在主要是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不宜再去追查个人责任。”①

    中央办公厅在印发冯文彬、宋时轮同志起草的《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的通知中指出：“今后对西北红军历史有关问题的提法，应以这个《报告》为准。”至此，“三嘉塬事件”这一历史悲剧才得以澄清，是非曲直才有了正确的判断标准。

    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成立

    在三嘉塬整训期间，谢子长曾试图通过与杨虎城谈判接受其改编，他派人通过中共地下党员、时任杨虎城部警卫团长的张汉民摸杨虎城的态度，结果因杨虎城提出先缴械，后改编的主张，谢子长遂放弃接受其改编的计划。

    此时，陕西省委派军委书记李杰夫（后叛变）到西北反帝同盟军，传达省委的新指示：要求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在改编完成后立即南下渭北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由于“三嘉塬事件”削弱了部队的力量，陕西省委又指示三原县武字区和旬邑地下组织动员了100余名青年贫苦农民前来参军，充实部队。

    1932年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在正宁县三嘉塬细嘴子村隆重召开。细嘴子的麦场上搭起了一座高台，台上悬挂着巨幅横标，上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授旗典礼大会”。台子两旁镰刀斧头的红旗和各色彩旗交相辉映，随风飘扬。几百名战士都系着红带子，手中的枪剌银光闪闪，赤卫队的梭标红缨似火。正宁、旬邑一带的老百姓抬着猪、羊，吹着唢呐，前来庆贺，整个会场既显得威武雄壮，又显得热烈欢乐。在这威武而又热烈的气氛中，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代表省委宣布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