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冒险主义方针。

    首先，李艮不顾将面临敌军进攻的威胁，不去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和部署，而是在正宁南邑连续六、七天召开干部会议，批判所谓的“机会主义领导”和“反革命阴谋的问题”，空谈创造新苏区与二十六军的计划。这场斗争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刘志丹等同志的各项正确主张。对不同意的压制，造成人心惶惶，使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内和陕甘游击队内的政治空气变得极不正常。

    其次，李艮在土地革命斗争中推行“左”的方针，不顾客观条件，强令在五顷塬一带打土豪分田地的干部和战士，必须在二十天内将分配土地的工作完成。由于农民的思想觉悟尚未提商到这种程度，加之当时是在一个地广人稀的区域进行的，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情绪是不高的，@这样，就不能组织和发动农民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支援革命斗争，以保卫红色政权和根据地，相反，还引起了农民的恐慌。

    再次，李艮为了排除障碍，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的手段。由于对陕甘游击队党组织的不信任，他又在游击队中重新组织了一个“秘密队委会”，企图以此采取代陕甘游击队党委的领导，从组织上解决“反革命阴谋分子”的问题。

    正当陕甘游击队内部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而搞得人人自危，空气紧张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却开始对寺村塬游击根据地进行反革命的“围剿”。国民党一个团的兵力利用红军未作任何反“围剿”部署之机，进占了从湫头塬到寺村塬周围的村庄要道，切断了两地交通，加固了王郎坡寨子，做好了“围剿”根据地的军事部署。直到这时李艮才意识到敌情的严重程度，才认识到五顷塬、寺村塬一带的游击根据地有丧失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李艮才命令红军游击队迎击敌军的进剿。

    但是，李艮没有反“围剿”斗争的指挥能力和实际经验。在强敌进攻面前，他先是主张强攻敌军据点。8月13日，李良强令红军陕甘游击队攻克王郎坡寨子据点，拔除敌军插在苏区内的钉子。由于王郎坡据点三面环沟，易守难攻，据点内又有一个连的敌军把守，粮弹充沛，外有援军的支援，红军取胜毫无把握。在李艮的强迫命令下，红军陕甘游击队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的猛烈狂射，步骑配合，死打硬拼，围攻两天未能取胜，部队伤亡60余人，只好在16日撤出战斗，转移到三嘉塬一带待命。

    这时，如果红军游击队打出外线，发挥自己的优势，避敌锋芒，击其虚弱，在活动中调动敌人，歼灭敌军一部，粉碎敌军进剿的希望还是存在着的。但是，李艮又把巩固根据地的方针单纯地理解为军事上的死守。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李艮命令红军游击队进至五顷塬集结。但没等完成部署，即遭尾追之敌猛攻，部队仓促应战，伤亡30余人，阵地被突破，只好边打边撤，死守五顷塬战斗失利，部队又退至三嘉塬地区。19日早晨，敌军分兵三路，合击三嘉塬地区，企图彻底消灭红军陕甘游击队。陕甘游击队在敌军的合围下，奋力拼杀，后巧借大雾，突出重围。突围后，部队转移到旬邑县马栏镇，全军只剩下200余人。

    至此，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左”倾冒险主义方针的错误指挥下，三战三败，部队损失惨重。由于丧失了在陕甘边区开辟的第一个游击根据地——寺村塬游击根据地，部队失去了后方依托，得不到充分的休整和补充，处处被动，处境险恶。此后，李艮离开了红军陕甘游击队，回陕西省委汇报工作。1933年2月，李艮去陕南奉命组建红二十九军，任红二十九军政委。4月遭敌杀害，英勇牺牲。李艮在陕甘游击队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这种错误不应由李艮一人承担，而应该看成是陕西省委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必然结果。

    1932年8月底，陕西省委仍然强凋改造游击队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问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