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伯父一连串的生意失败，父母的争执，以祖母为首的大家庭各个分支所酝酿的纠纷，这些事情都训练着我，使我知道尽管世界提供一切（绘画、性、友谊、睡眠、爱、食物、游戏、观察事物），尽管快乐的机会无限，没有一天不在发现新的乐趣，然而生命却也充满各种各样突如其来、意想不到、快速燃烧的灾难。这些灾难的随机性使我想起电台的“海上广播”，提醒每艘船（以及我们大家）博斯普鲁斯海口的“浮动水雷”，并指出其确切位置。

    任何时刻，我父母都可能为某件可想而知的事发生争执，要不就是楼上的亲戚爆发了财产纷争，或者哥哥发脾气，决定给我一个难忘的教训。此外，父亲可能回家时顺便提起，他已经把房子卖了，或拿到约束令，或我们得搬家，或他将动身旅行。

    我们那时经常搬家。每次家中的紧张气氛扩散，但由于母亲得按当时的习惯专心于用旧报纸包裹锅碗瓢盆，没什么时间看管我们，也就是说，哥哥和我可在屋子里自由进出。看着搬运工一一抬起柜子、碗橱、桌子，我们开始觉得这些东西是生活中惟一的常数，准备离开长久居住的空屋时，我开始觉得感伤，惟一值得安慰的是，可能在某件家具底下发现失踪已久的铅笔、弹珠或具有情感价值的心爱玩具。我们的新家或许不比尼尚塔石的帕慕克公寓温暖舒适，但在奇哈格和贝希克塔斯的公寓却能眺望博斯普鲁斯的美景，因此我在那儿不曾觉得不快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不把我们财富的日益减少当一回事。

    我有若干办法，不让这些小灾难扰乱我的心绪。我为自己建立严格的迷信制度（比方不踩裂纹、绝不一路关上某几扇门），或迅速从事一场冒险（跟另一个奥尔罕见面、逃往我的第二个世界、画画、跟哥哥寻衅打架而落入自己的灾难），或者数着博斯普鲁斯的过往船只。

    事实上，我数着往来于博斯普鲁斯的船只已有好一阵子了。我数罗马尼亚邮轮、苏维埃战舰、从特拉布宗进来的渔船、保加利亚客轮、驶入黑海的土耳其海上客轮、苏联气象观测船、高雅的意大利海轮、运煤船、巡防舰与生锈、斑驳、失修、在瓦尔纳注册的货运船，以及借黑夜掩护国旗与国籍的老船。这可不是说我把每艘船都数进去，我跟父亲一样，没为摩托艇伤脑筋，它们纵横于博斯普鲁斯海上，载生意人上班，运送采购五十袋东西的妇人。我也不数在伊斯坦布尔的海岸间窜来窜去的市区渡轮，这些渡船从伊斯坦布尔的这一头航向另一头，载着一路沉思、抽烟、喝茶的郁闷乘客。这些船就跟我们家里的家具一样，已固定在我的日常生活中。

    小时候我数着这些船，不注意它们在我内心引发的不安、骚动与惊慌。数船让我觉得在整顿自己的生活。当我逃离自己、学校、生活而漫游街头，极端愤怒或悲伤时，便完全不再数船。那时我便深切地渴望灾难，大火，另一个生命，另一个奥尔罕。

    或许解释一下我如何养成数船的习惯，会更明白易懂。当时（1960年代），母亲、父亲、哥哥和我住在祖父盖的楼房里，一栋面向博斯普鲁斯的小公寓，位于奇哈格。我正在读小学最后一年，因此是十一岁。大约每月一次，我把闹钟（钟面有铃的图像）定在天亮前的几个小时，在后半夜起床。炉火在睡觉前熄掉，我没办法自己点燃，因此为了让自己在冬夜里保持暖和，便到很少使用的佣人房的床上，取出我的土耳其文课本，开始朗诵必须在上学前背好的诗。

    哦，国旗，光荣的国旗，

    在空中飘扬!

    必须背诵祈祷文或诗词的人都知道，你若想把文字烙印在记忆里，最好不要过分注意浮现在眼前的东西。一旦文字印入脑中，你的脑子便能自由地寻找可帮助记忆的图像。你的眼睛可完全摆脱你的思考，让眼睛本身享受观看世界的乐趣。严寒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