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他合伙的有钱人曾批评他太随心所欲，都是不必要的长篇大论，科丘跟他起了口角，而后将他的全部收藏——打字稿、剪报和照片——从巴比阿里的办公室挪往哥兹塔比的公寓。无法将悲伤的历史故事融入文本或放进博物馆收藏，科丘只能在纸张堆积如山的公寓中度过晚年。他的姐姐过世后，父亲盖的木造楼阁就卖了，但科丘并未离开昔日的街坊。科丘遇见他晚年的同伴梅米特，如同遇见他在《百科全书》中描述的许多孩子；梅米特是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他收容照顾他，把他当儿子一样抚养长大。日后，梅米特办了一家出版社。

    四十几位朋友——大多数是埃耶瑟之类的史学家或文人——三十年来为《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撰稿却未曾领取报酬。有些人，像是阿鲁斯，他写记事录和幽默，记述19世纪的伊斯坦布尔——其特质、其宅邸和帕夏们干的坏事）和埃尔，他撰写详尽的市政史，并于1934年出版著名的城市指南）同属老一辈的人，科丘的最初几卷出版时，这些人也相继去世。至于年轻一辈的，日子一长，他们与科丘日渐疏远,“因为他反复无常”（埃耶瑟的说法）。于是这些努力的仪式——办公室的长谈和街坊酒馆的长夜——渐渐减少。

    1950年至1970年间，科丘喜欢在《百科全书》办公室与朋友交谈，揭开夜的序幕，之后移师西克鲁兹的酒馆。他们当中未曾有过女性：这群住在清一色男性世界中的著名作家，被认为是古典文学和奥斯曼男性文化的最后代表。为人熟知的女性形象，对浪漫故事的热爱，把性跟罪孽、淫秽、诡计、欺骗、变态、堕落、懦弱、灾祸、罪行与恐惧扯在一起,《百科全书》的每一页都显示出这种传统的男性文化。在它出版的前后三十年间，仅有一两位女性写过词条。后来，清一色男性的酒馆之夜成为写作出版仪式的重要部分，因此本身也值得成为词条：在“酒馆之夜”一条，科丘宣称他与文人同辈们遵循着一个优良传统，即都是在上酒馆之后才写得出东西的奥斯曼诗人。他又一次赞颂为他们取酒的美少年，在写下这些少年的衣着、腰带、细致的五官和一贯的优雅之后，科丘断言，记载酒馆之夜的最伟大作家是拉西姆：他对伊斯坦布尔的典雅之爱，以及他捕捉生动场景的才华，深深影响了科丘及其导师勒菲克。

    科丘在《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和他“根据真实文件”为报纸所写的连载文章中，取用拉西姆所写有关古伊斯坦布尔的辛辣故事，使它们发出邪恶、阴谋和浪漫的光芒。（最好的两个例子是《人们在伊斯坦布尔寻找爱情时所发生的事》以及《伊斯坦布尔的老酒馆，酒馆中充满异国风情的舞男与男女酒客》。他利用土耳其著作权法的不严谨，大量引用大师的话——有时未免太多，却始终真心诚意。

    从拉西姆出生（1865）到科丘出生（1905）之间的四十年里，众人目睹了城内最早的报纸出刊，阿布杜勒哈米德的西化统治与政治压迫，大学的创办,“青年土耳其党”的抗议及报刊出版，文学界对西方的仰慕，土耳其最早的，猛烈的移民潮以及多场大火。比历史的变动更让两位最古怪的伊斯坦布尔作家有别于彼此的原因，是他们对西方诗学的看法。拉西姆年轻时代写过受西方启发的与诗，但很早便接受失败，并意识到过度受西方影响是一种装腔作势，一种“盲目模仿”：就好像，他说道，在穆斯林社区卖田螺。此外，他认为西方人对独创性、文学作品的永垂不朽以及把艺术家奉若神明等看法太不合宜，反倒顺应一种苏菲派当之无愧的谦卑哲学：他给报纸写稿是为了谋生，也引以为乐。虽然深受伊斯坦布尔的无穷活力所启发，他认为没必要为他的“艺术”吃苦头，或认真创造历久不衰的“艺术”。他只在报社找他的时候写写专栏。

    相较而言，科丘完全摆脱不了西方的形式：着迷于西方分类法的他，以西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