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地毯的边上，地毯上堆满了一袋袋的银币，就如同我在庆典中所见到的一样。苏丹身后，我画出了财务大臣，他手里拿着债务账本，大声宣读。被判罪的囚犯们脖子上戴着铁制枷锁，彼此链在一起，在我的笔下，他们皱着眉、拉长着脸甚至泪眼汪汪，透露出悲惨和痛苦。在苏丹即将颁布赦免这些囚犯并给他们分发仁慈礼物时，乌德琴手和塔布尔琴手，为满脸欣喜地念着祷告、为吟唱着诗歌的人们弹起了伴奏，我用红色调画出了这些琴手，给了他们一张张漂亮的脸孔。为了强调欠债的痛苦及羞耻，虽然我最初并没有这么打算，但在最后一位痛苦囚犯的身旁，我画上了他那一身紫色长衫、忧伤而变难看了的妻子，以及他那身披红色斗篷、哀伤而美丽的长发女儿。黑皱着眉头研究，为了让他明白绘画如何等同于生命之爱，我准备向他解释，为什么这一排排拴着铁链的债务人要横跨两页；我准备告诉他图画中的红色有着什么样的暗喻；我准备讲述前辈大师们从来不曾做过的事情；我准备阐释画中某些我和妻子时常边观赏边笑着讨论的小细节，例如我为何情有独钟地为蹲在角落的那只狗涂上与苏丹的阿特拉丝绸衫一模一样的颜色。但他问了我一个相当粗鲁无礼的问题。

    他问我是否知道不幸的高雅先生可能在哪里?

    什么“不幸”！我没有说那是个卑劣的抄袭者，一个缺乏灵感、只为金钱镀金的笨蛋。“不，”我说，“我不知道。”

    他问我有没有想过，可能是艾尔祖鲁姆传道士身边那些激进、暴力的追随者，伤害了高雅先生?

    我克制住了自己，没有回答说他根本就是他们那一伙的。“没，”我说，“为什么?”

    今日的伊斯坦布尔弥漫着贫穷、瘟疫，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我们之所以沉沦于此，完全是因为远离了我们先知那个时代的伊斯兰教义，转而接受新颖的邪恶习俗，并任由欧洲法兰克人的思想在我们之中蔓延。艾尔祖鲁姆的传道士也是这么说的，然而他的敌人却试图说服苏丹不要信以为真，宣称艾尔祖鲁姆人的信徒们攻击了苦行僧修道院，因为那里有音乐的演奏，同时他们破坏了圣人的坟墓。他们知道我并不像他们一样仇视崇高的艾尔祖鲁姆人，于是想要客气地问我：“高雅先生是不是你杀的?”

    突然间，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些谣言早已在细密画家们之间流传开了。那群没灵感、没才华的废物，洋洋得意地散布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卑鄙的杀人凶手。这个蠢蛋黑竟然把这群妒忌的细密画家们的诽谤当真，单单这一点，就教我忍不住想拿起墨水瓶砸入这位切尔卡西亚人的脑袋。

    黑仔细观察着我的工作室，记下了他所看到的一切。他专注地看着我剪纸的长剪刀、装满黄色颜料的陶碗、一碗碗的颜料、我一边工作一边啃食的苹果、安放在后面炉子边缘的咖啡壶、我的咖啡杯、坐垫、从半掩的窗户透入的光线、我用来检查页面构图的镜子、我的衬衫，以及刚才听到敲门声而匆忙退出房间时我妻子掉落在一旁的红腰带，这条红腰带像某种罪行般落在了一边。

    尽管对他隐瞒了脑中的想法，我却把我所画的图画及居住的房间，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了他那无礼而挑衅的目光下。我知道我身上的这种骄傲会令你们所有的人都感到震惊，但赚钱最多的是我，因此，最优秀的细密画家也是我！因为，真主一定希望彩绘成为一种喜庆，那就让那些懂得欣赏的人看到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种喜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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