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堂兄马玉方也跑来找父亲，坚决要和我们一起离开米脂。父亲答应了他的要求。

    李同志走后，我们就按他说的只能带一些被褥和随身穿戴的要求做离家的准备。我们家有三孔窑洞，中间窑有三个仓子，里面放些粮食，仓子上面放些家具：就在紧靠仓子外沿砌了一堵墙，墙面用泥抹了一下，这个窑洞比其他窑洞明显的浅了一截子，当时觉得这样就很安全了，其实这是完全没有用的。8月23日李同志又来了，他拿了明方的一封信，要我们一切行动听从李同志的安排。

    那个时候老百姓都住在寨子上，我们家也不能例外，当时叫“上寨子”。因为寨子都修在山顶上，国民党叫老百姓上寨子，美其名日为了老百姓的安全，其实是害怕共产党把老百姓“赤化”了，因为寨子上外边人来往不方便，老百姓就不容易被“赤化”，其实这是枉费心机，以后还不是都“赤化”了吗？

    8月25日这一天，我们家的女人、小孩都没有上寨子，只是我随父亲和玉方上去应付了一天。26日下午我就下山了，晚饭后关寨门前父亲和玉方兄也陆续下来了。这天晚上我们一家人都聚在一起等候李同志到来。天黑以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睡觉了，李同志他们来了，早就有人在外边接应，他们来也不要敲门打户径直就到家了。他们共来了五个人，因为我们早有准备，他们一来拿起行李就走。李同志对父亲说：“让老妈妈骑着家里的毛驴走。”同时指着同他一起来的几个同志说：“行李让他们几个背着，其他人走几步，我们的牲口在村外等着，到那里就可以骑驴走了。”我们一家人就这样离开家门起程了。这天晚上送我们走的只有马富财大叔一个人，父亲流着泪依依不舍地同他说着告别的话，他说：“他大叔呀！我们这一去，吉凶祸福还不知道是个啥样子，家里这一摊子就全靠你照应了……”大叔说：“二哥！你放心走好了，家里的事情有我哩，我等着你们回来，你会回来的，……”父亲走两步回头望一望家门、窑洞，走两步望一望，也不知望了多少次，直到什么也望不见了才不再回头。李同志搀扶着他慢慢走着，同时说：“老人家不要太难过，情况会好的，你们会回来的，你要多保重呀！”母亲一声不吭，只是不停地擦着眼泪，其他的大人们照护着娃娃静悄悄地走着，到了村口都骑上毛驴，有四个小孩不会骑驴，分别坐在两个箩驮里（箩驮是陕北的一种运输工具，即在两个半月形圆木的两端各固定着一个用柳条编成的圆筐，利用两根圆木的半月形变曲度搭在鞍桥上，让牲口驮着走，两边的筐子可以装东西，也可以坐人）。我们一家人就这样背井离乡踏上了前往苏区的道路。在万籁俱寂的茫茫黑夜里，惟有我们一家人行走在这黄土高原崎岖的小路上，翻过一架山，越过一道沟，一晚上就这么不停地走着，走着，天明以后到了绥德李家寨，老李同志说：“咱们已经到苏区了，大家可以放松放松，走了一晚上都累了，咱们就在这里休息。”我们在一家老乡的窑洞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又起程上路，第三天晚饭后李同志说：“咱们明天在这里住一天，休息一下，下一站要经过折家坪，那里有敌人的驻军，晚上才能走”。第二天晚饭后，又等了很长一阵，路上没有行人了，我们才出发，临行时李同志说：“咱们走的时候前后照应好，把娃娃照护好，不要说话，尽量不要有响动，悄悄地走”。我们走过一条深沟，又上到山峁上，沿着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走着，走着，忽然间父亲骑着驴掉到崖下去了，这一意外情况，使人顿觉十分紧张，李同志当即指派一位同志从父亲掉下去的地方溜下去找寻，其他人继续赶路，走了一会，父亲又和我们走到一起来了，原来父亲掉下去的地方是大田中间的一个塄坎，所以安然无恙，大家继续往前走。过了一会，李同志说：“前边就是敌人的防地，注意不要有响动，尽可能走快一些。”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