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他们已经看到了共产党是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能够为他们办事的。

    嫂子失去了亲生骨肉，内心十分痛苦，情绪非常低沉，她本来就是个性格内向的人，这一来更显得抑郁忧闷。母亲、姐姐和邻居们经常给她说些宽心话，帮助她排忧解愁，慢慢也就过去了。

    1942年冬天，嫂子患了妇科病，出血不止，可能是属于子宫瘤一类疾病，虽经多方治疗，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到1943年5月就被病魔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时年仅35岁。她留下两个孩子，女儿马锐13岁，儿子马广7岁，从此两个孩子的抚养、教育就全部落在了我父母亲的身上。这时哥哥还在新疆国民党监狱中，直到1946年他回到家里，当母亲流着眼泪同他说起这段伤心事的时候，他才知道了一切。他心情沉重却安慰母亲说：“疾病嘛，这是不由人的事情，不要太难过了。”

    嫂子是个纯朴善良、忠厚贤惠、吃苦耐劳的农家女子，性格内向，语言不多，不论什么时候总是悄悄地做着她做惯了的家务活，对老人至尊至敬，十分孝顺，从来没有过顶嘴争吵的现象，对哥哥更是关心备至。他从事革命工作后，常年在外，漂泊不定，她在家里牵肠挂肚，提心吊胆地生活着，只要哥哥一回到家里，她除了殷勤照料他的生活外，还同母亲彻夜彻夜地守候在门外，察看动静，给他通风报信，深怕他发生意外。这一切是做得那么自然，那么周到。嫂子去世后，一家人深感悲痛，马锐、马广很是失欢，整天围在奶奶左右，寸步不离，我母亲更是精神恍惚，念念叨叨，心情十分不好，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家人的情绪才慢慢恢复过来。

    办完嫂嫂的后事，就着手解决两个孩子的上学问题。马锐已超过上学年龄，马广也到了上学年龄，我们家在农村，附近又没有合适的学校。后来在米脂县委打听到绥德地委办了一所干部子弟学校，这里学生的衣、食、住都由学校负责，明方的孩子就可以住这个学校，经商量我父母亲同意他俩去绥德上学，他俩也愿意去，这件事就算办妥了。我们家离绥德有80里路，步行一天就到了。6月的一天，我同堂兄马玉方送他俩去绥德上学，找了一头毛驴驮着简单的行李，两个孩子告别了爷爷奶奶，依依不舍地离去，两位老人再三叮咛他俩，到了学校要好好念书，听老师的话，要马锐照顾好弟弟，就一直站在崄畔上目送我们出了村，马广骑上毛驴，我们三个步行，就这样上路了。走了一阵，马锐走不动了，就让他俩轮换着骑一阵驴，走一阵路。又走了一阵，两个孩子都走不动了，我和玉方商量，让马锐骑驴，我和玉方轮换地背着马广走，这样行进的速度就慢了，到绥德天已经很晚了，找个小店住下。第二天到绥德地委找到主管此事的地委组织部长白凤章同志，白部长很是热情，我们把情况一说，他当即就说：“这没有问题，明方同志的孩子去干部子弟学校念书，当然是可以的。”随即着人办理了入学手续，从此姐弟俩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国民党反动派没有办法抓住马明方，就硬逼着向父亲要人。最后，采取抄家封门的办法，企图让马明方自投罗网。1934年3月间，驻米脂八十六师二五六旅副官孙绍山领着一帮全副武装的军警，气势汹汹地闯入我们家里，孙绍山腰里别着手枪，凶神恶煞般地向父亲吼叫道：“老东西！快把马明方交出来，不然的话叫你们全家人都活不成。”父亲又急又气，双目圆睁，嘴唇颤抖着，怒气冲冲地说：“马明方你们今天抓，明天抓，你们有兵有将都抓不住，我上那里去寻呢？又没有藏在我家里，你看那里有就抓去嘛……”孙绍山气急败坏，向前急走两步，“老东西！你还嘴硬”，说着朝父亲胸前就是一拳，“看你嘴硬，赶快把马明方交出来！……”父亲一个趔趄后退几步，怒视着孙绍山，一声不吭，孙绍山手指着父亲，狼嚎般地向他那些爪牙们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