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号囚室的马明方，本是西北局和东北局书记，他和孟用潜先后被押进什坊院。

    刘少奇被指责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头号的走资派以后，马明方和孟用潜被整得就更凶了。尤其是马明方，被折腾得人不人鬼不鬼，整天不死不话的样子，使许多干部战士生出恻隐之心。因此，常常偷偷私下议论说，怀疑是叛徒也罢，修正主义也罢，反党反毛反社会主义也罢，反对“文革”也罢，反对中央“文革”也罢，总之，在中央没有正式通知之前，大搞刑讯逼供，残酷的侮辱、殴打，这无论如何不符合党的一贯政策，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这是不人道的。即便是中央给他们定了性，这样做也是错误的，也不是马列主义的。可是，错误的，非马列的行为，为什么偏偏在全国风行，如此猖獗呢？

    谁也找不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因此，许多人心灵上难免罩上一层模糊的阴影。

    我从小没上过几年学，大概是由于我很无知，使我对什么都很好奇，好奇的东西弄不懂，我就难受，寝食不安。记得小时候在村里的一个皮作坊听“洋戏匣子”，里边有人唱，有锣鼓声，有“洋人大笑”，我就纳闷，那么个小匣子，比我娘用的针线笸箩大不了多少，里边怎么能装那么多人，那么多东西？那里头的人得多小才装得下？还有锣鼓呢？放在哪？

    我问大人们，他们谁也不给我解释。我决心看个清楚。有一天，趁没人，我就用改锥、钳子，把个神秘的“洋匣子”全打开了，就像大卸八块一样。原来里边既没人，也没锣鼓，只有一堆破铜烂铁旧螺丝钉，而且老得都长了锈。我在“原来如此”之后，反而更加奇怪了，“这么多死玩艺怎么叫唤得这么响？”

    破匣子被我打开了，但想装上它可就难了，我又怕挨打，又怕人家叫我赔钱，急了一头大汗，终于是没有办法，只好用一张烂羊皮，把这堆破零件盖上，撒丫子跑了。

    从此我也知道了，人原来有这么大能耐，能耐得使死物说话。

    我这种从小对什么也好奇的劣根性，神不知鬼不觉地带到了部队，劣性不改，于是，有一天我终于对马明方刨根了。

    那是快过年了，在一个吃罢大白萝卜馅包子的星期天下午，借查哨的机会，来到马明方囚室。我像没事人一样在屋里转了两圈，然后又像有事人一样察看一下马明方有没有自杀的先兆。这些都做过以后，突然问道：

    “你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修正主义分子，又是出卖革命同志的叛徒嫌疑，你说真话，你究竟是不是，你承认了吗？”

    我虽然是指导员，但毕竟才20多岁，实际上头脑还很简单的，我真的自信，他会跟我说心里话的。

    以前马明方不大爱说话，挨了斗，挨了打，只是呆呆地在囚室待着，也不像彭德怀、黄克诚等发牢骚、骂街。这次他听到我的话，似乎想到了什么，居然慢慢地谈开了他的身世，他的经历，以及和他一块做地下工作时牺牲的战友。

    他显得很沉痛，似乎在慢慢的回忆中。过了一会，嘘了口气，慢慢说道：

    “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实行白色恐怖，到处杀共产党员，他们搞宁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

    他说到这里停了好长时间。我不由得联想，我们这里是否也在闹宁错搞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呢？不然怎么进来了这么多人？

    我说：“你那时在做什么？”

    马明方道：“也像你这么大岁数，1933年，我在陕北，代理特委书记。大约是7月下旬，我们开了个特委扩大会议，记得参加会的有毕维周、王兆卿、常学恭、崔逢运、马文瑞等人；后来，常学恭叛变了。会上决定扩大武装，建立三个支队，开展游击区，对抗白色恐怖。会后，特委委员和其他同志到各地传达会议精神。毕维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