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的实在很多。

    以上是杨贵妃故事政治、历史的方面。

    而在文学上，杨贵妃其人更张广大，自公元七五六年杨贵妃死（官定的死期）到如今，杨贵妃其人其事，成了中国文学创作最大最广的共题。

    唐朝，是中国史上文化、政治、经济最发达的一朝，也是特出的有言论自由的朝代。唐朝人虽然有不少文字上和语言上忌讳，但忌讳的范围以私人之间为主，一般的，可以放言无忌。批评皇帝，拿皇帝的故事作诗作文，甚至讲得很不堪，亦不会遭祸。在杨贵妃生前，文人对她品评有之，对杨氏家族讥嘲也有之，到她在马嵬驿遭难后，她的故事迅速地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上的主题，并且随着时间而更加深广，渐渐，唐朝的文人把歌咏杨贵妃故事当作一种“考试”式的共题。白居易的《长恨歌》自然考得了古往今来的第一名。但在“长恨歌”出现之后，文人依然热心于自这一个“共题”而孜孜不倦于“考试”，借此来练习和表达自己的史才，诗笔，议论，想象……

    唐代著名的诗人李商隐，对咏杨贵妃故事是极为热衷者之一，李商隐所作不及《长恨歌》，李又好在字面上作评断，而且多局限于儿女情，不过，从李商隐的作品中，却让我们得知了：唐人对皇家的言论自由到了可惊的宽容程度，举例：

    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

    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华清宫）

    这首诗是讽刺的，但力求在“考试”中作惊人语，结果却不伦不类了，褒姒“使”她的王死，杨贵妃没有“使”她的皇死，这成了什么话？但由此可见言论自由的放任程度。另外，李商隐最出色的一首咏杨贵妃的诗：“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这两句虽没沿袭《长恨歌》“忽闻海上有仙山”的提示，但翻了新意，作为杨贵妃在海外得知玄宗皇帝被废被囚。这对杨贵妃逃亡到日本传说，有进一步的传播作用。同诗最后两句：“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芦家有莫愁”，再加“君王若道能倾国，王辇何由过马嵬”，那是直接批评皇帝无力护全一名女子以及“有情”的虚假，亦属于言论自由的顶端了！更有一首：“骊山有感”咏杨妃云：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

    这首诗一些也不见好，但却赤裸裸地写出了玄宗皇帝夺取儿媳为妻的事实，再道出寿王以后处境的尴尬。诗虽然不见佳，但总是有新意在。

    上面，我零乱地取了一些诗句，为了引发杨贵妃故事的若干特出点。

    唐朝人就此完全不避讳的，杨贵妃先为李隆基的儿子、封寿王的李瑁之妻，后来父皇取儿媳为妻。

    这是杨贵妃故事的第一阶段，当中国的社会道德律更变之后，有许多“卫道”之士，拼命要否定这一故事，有的人以事实俱在，无可否定，求告和恫吓兼施，命人们不可提及此事，甚至搬出孔夫子，“春秋为尊者讳”，唐玄宗是尊者，千万不可说他这一宗乱伦的丑事啊！到了清朝，中国自南宋以来积累起来的社会道德律，几乎比泰山高，比长城固，如朱彝尊其人，想尽办法来遮掩杨贵妃先事子，再事父的故事，他“考证”杨贵妃虽寿王妃，但却是处女入宫，所以，唐玄宗虽有丑闻，并不太严重。

    这是可怜亦复无知的新道德保卫者的自我欺骗。唐朝人自己不以为是违反道德律的；官文书记载，至今仍存，后人为了后起的对妇女的道德律而大叫，其陋可知，从而也可见中国的文化的向衰。为此，在讲故事之前，特别将它提出来。

    关于杨贵妃的婚姻，现存“唐大诏令集”（按即皇帝命令，俗称为圣旨的东西）卷四十，“诸王册妃”类，及“王妃人道”类，有两封诏令，直接提到，一封诏令，间接相关，摘要如下：册寿王杨妃：“维开元二十三年，岁次乙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