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唯生产力论”当做一个错误的观点时，我向起草文件的同志打了个电话，表示不同意这种写法。由于我提了这个意见，几个领导同志就把我找去，要我申述自己的看法，当时我把上面说的那些意见讲了一番，而且还说了这样一些话：

    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愿意把自己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不止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一条，还有别的基本原理。我认为把自己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最为恰当。但是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决定性因素这个论点是正确的，而这样一个论点可以简称为“唯生产力论”，我不同意把“唯生产力论”当做一种贬词来使用，我不同意再批什么“唯生产力论”，不管怎么批我都反对。我说，为表示自己的坚决和勇敢起见，“我可以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

    附记：三位副总理和我的谈话

    关于我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文字，现成的只有这一篇，而且是1984年对发生在1977年初的事情的追记。其实对于这件事，我花的时间用的心思并不少。同时有一些有关的事情，值得写下来的，也没有写。因此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对那篇文章写一个附记。

    先说一说在1977年初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就是三位副总理找我谈话的情景。我写那篇《我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时还不重视写随笔散文，不那么重视描写具体的事物。现在我在争取做一名21世纪文坛新秀，就对那次“召见”具体的描绘一下。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那时似乎还不使用那样的语言，我不知道何时开始把这个头衔加在一定级别一定职务的人的头上的——召见我的地点是在怀仁堂后厅。我在那篇《我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一文中曾说“当我得知在这个文件中还把‘唯生产力论’作为一个错误的观点时”如何如何，现在我想更具体地说是起草者正式把文件寄给我，请我提意见的，虽然没有正式请我参加起草工作。文中又写“我向起草文件的同志打了一个电话”，更具体地说，我通过电话之后还写了两页信，表示自己的异议。

    当我得到通知去怀仁堂时，我并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和什么人找我。我到时，三位副总理都在那里，似乎他们已经说过了什么事，然后等着我去。当时怀仁堂后厅很大的一个会议室，他们三人还有一个工作人员加上我只有五个人，显得空当当的。常务副总理纪登奎是主谈人，坐在会议桌的主位。纪登奎说，关于农业学大寨那个会议的文件草稿，我们收到了许多意见。他用手势一比划，说有这么一沓，原则性的意见只有你这个，因此请你来详细讲讲你的看法。我说“唯生产力论”并没有什么错，我讲了一番道理，这道理在我那篇《我承认是“唯生产力论”者》中倒是叙述了。我讲罢，陈永贵讲了几句。他说现在两口子吵架都指责对方是“唯生产力论”，他说我不懂得什么叫“唯生产力论”，可是现在这顶帽子的确用得着呢。

    他这番话，当然是支持我的。当时我对陈永贵和“唯生产力论”的关系并不知道很多。后来有一次我同石油部部长宋振明闲谈，宋振明告诉我，他一次去大寨参观，大庆的人去大寨受到特别的欢迎，许多普通人不让看的地方也让宋振明去了。在那一次陈永贵给宋振明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陈永贵去广州，许世友宴请陈永贵，举杯向陈永贵敬酒，许说你们山西过去有一个薛仁贵，现在有一个陈永贵。陈永贵听了叹了一口气，说我怎么比得上薛仁贵，要能比得上薛仁贵，我也就不会在中央受气了。许世友听了之后，立刻向毛泽东报告说陈永贵在广州说自己在中央受气。毛泽东把这件事交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就去找陈永贵，问他在中央受谁的气，陈永贵答，受张春桥的气。周恩来问陈，张春桥怎么气你，陈答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唯生产力论”，可是张春桥说我搞“唯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