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胡耀邦曾经有过意见。在一次召集人向常委汇报的会上，我们组反映了徐向前对会上的发言简报六天以后才登出表示不满。看来简报编成这样是徐向前、胡耀邦等人提了意见之后才改得比较好的。我最满意的是11月26日江一真的发言和杨西光与我的联合发言点名批评了汪东兴，简报没有删节，而且出得很快，很令人满意。大概那时编简报工作方针已经明确，不能随便删节和延迟了。不过在以后对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某些政治局委员在“文革”中的错误进行批评时，汪东兴在一次常委会上又主张“涉及政治局的问题的简报晚一点”。对此常委会没有表示同意，似乎并没有这么做。

    当然对简报这件事不会所有的人都满意。不同的人在看了简报对自己的发言的报道和看到别人发言的报道后，会有不同的感觉。我觉得满意，有的人就不一定这么看。我就在有一期简报中看到有一位发言人对简报提出了意见，而简报也把这个意见登出来了。但我认为简报能够这么登就是一个好的表现。我觉得不要以为简报是一件小事，实际上它对于充分发扬民主的关系很大。

    这个会议的简报数量不少，我知道西北组的简报一共出了71期，其他组的简报的数量也相仿，它们是研究这次中央工作会议非常宝贵的资料。党史研究部门一定掌握全部材料，不过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某次汇报会提出简报上对许多人的揭发未必都符合事实，有人问是否需要核实，而常委的意见不必去核实，我赞成常委的这个主张。首先是因为这些揭发基本上是准确的，同时党处理这些人的问题也不会根据简报，而是要去做认真切实的调查和掌握各种证据。这是科学性很强的工作。至于会上的揭发，只能把它作为一个线索、一个反映来对待。在开会期间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花时间去核对事实。

    总之，对于会议简报成为会上充分发扬民主的工具这一点，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认为值得怀念。

    可能有人认为简报工作这样的事，不值得我在这里花很多的时间来议论，我不这样看。因为既然是一个大会，人们是来参加这个会议，而不是参加某个小组会来的，他就有了解其他各分组情况，并针对其他组的情况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也有让其他组的人听到自己发言的权利。限制简报就是限制了出席者本来拥有的权利。因此简报工作直接反映出会议主持者的民主思想、民主觉悟和民主作风，会议的参加者即使嘴里不说，可都亲自体会到这一点，心里都有数，搞得不好是会直接损害会议主持者的形象。

    从这些情况来看，说这个会议是一个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是符合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