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的成就估计不足，也对理论务虚会的要求不那么恰当。这样的看法当时没有，而今天在我的头脑中有了这样新的认识。

    这些情况在1979年1月19日理论务虚会上的六人联合发言中写了一些。那就是(我们在这里只引1976年9月以后的材料)：

    一、9月初，《中国青年》杂志第一期出版，但立即被汪东兴同志以没有登毛主席的诗词、没有登华主席的题词，认为“天安门事件”的英雄韩志雄有问题，以及刊登了童怀周编的天安门诗抄为理由，不许发行。

    二、林乎加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9月18日，汪东兴同志曾经批评贾庭三同志，要他处理问题一定要按照本本办事，使北京市一系列问题不好解决。林乎加同志说：“群众提出要解决‘天安门事件’的问题，17年的问题，彭(真)、刘(仁)反革命集团案的问题，等等。在处理中间我们不能不考虑东兴同志的批评，处在两难的地位。”

    三、10月3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同志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召集人会上，对胡耀邦同志讲的“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进行了毫无道理的批驳，坚持要在文件中删掉。他说：“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又是在压中央嘛！”他还说：“有些文章确实有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比较严重，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有篇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有些话有问题。有些人不同意发表，有些人说好得很，一篇篇地登。当然可以百家争鸣，但有的人用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有的逼省委常委表态。黑龙江的杨易辰说不怕，不对嘛。这股风很大，要顶得住是不容易的。我向张平化说，你是宣传部长，你要掌握方向。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那样了。”

    总之，临近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两种观点的争论是非常尖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