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前夕是指1978年9月上旬国务院务虚会结束到10月下旬这段时间。中央工作会议是11月10日召开的，会议的通知是何日发出的，我记不起来了，在“故纸堆”里也没有找到，同时我至今还没有任何资料。但是按照办事的通例，开一个这么大规模全国性的会议，请全国各地的人来北京，最迟10月下旬中央就要作出决定拟好通知发下。对这我说不好，但是到档案馆一查，是很容易查明的，也许党史研究者已经查明了。

    在这段时间内我了解到的第一件事是叶剑英提出召集一个理论务虚会。关于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我是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前不久听到的。有一天见到胡耀邦，他告诉我中央工作会议前有一次中央常委开会，叶剑英了解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和开展讨论并且报上做了报道后，不但理论界反应强烈，各路“诸侯”也反应强烈，而且社会上乃至国外都有反映，同时党内又有不同意见，这时叶帅提出要开一个理论务虚会。当时没有感到，正在进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的揭露和批判就带有理论务虚会的性质。不知道以后还开不开专门的务虚会。

    过了若干天会议将近结束时，有一次各组召集人向常委汇报后传达时讲，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对真理标准问题上的发言已经不少，但是理论务虚会还是要专门开。华国锋在12月13日闭幕会上讲话时也讲了有关理论务虚会的问题。关于这件事他一共讲了两段话。

    一段话是在说明他接触到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讨论的过程后讲：

    “后来，报纸上登这方面的文章多了，国内外反映也多了，叶帅考虑到国务院务虚会议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

    还有一段是他专门讲召开理论务虚会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同志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为召开理论务虚会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的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中央相信，有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作指导，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好。中央希望，理论战线和宣传战线的同志，在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努力做好宣传理论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

    叶剑英的这个建议是在中央听国务院务虚会汇报时讲的。国务院务虚会上，李先念的总结发言是在9月9日做的，这个汇报会恐怕最早也要在9月中旬召开的。在1979年1月19日理论务虚会召开不久，以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于光远、胡绩伟六个人的名义，由胡绩伟主讲的那个联合发言中又多了一个情节，那就是9月份《红旗》起草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的文章。文章草稿送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单位征求意见后，哲学所党总支提出六点不同意见。《红旗》杂志编辑部将这篇文章送到中央审查，这时叶剑英提出了上述建议。

    在中央工作会议和理论务虚会期间我对叶剑英建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的情况了解的只有这些，当时我也没有去做更多的思考。

    最近，在我的“故纸堆”里发现1978年10月14日邓小平和韦国清谈话的记录。它不是详细的记录，只是谈话要点。

    这个材料的第一部分是，韦国清向邓小平汇报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