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1月起党的工作着重点从大规模揭批“四人帮”的运动，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二是彻底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和解决了“文化大革命”中遗留下来的其他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以及解决这类问题的方针政策；三是讨论修改了两个农业文件，原则上确定了1979年、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四是酝酿讨论了中央人事问题。

    他下台后，我有时在会场上、有时在北京医院里遇见他，我对他总是很友好的，虽然我对他的有些主张曾经是坚决反对过的。

    他的这个讲话有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的是会议成就，第二个部分专门讲“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第三个问题是讲党的团结和提高领导水平的问题，第四个部分是讲召开三中全会的问题。在他的讲话稿中并没有写明有这样四个部分，从实际内容看这个讲话就是由这样四个部分构成的。

    从1975年到1981年不过6年时间的光景，但这6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发生很重大事件的6年，细细说来可以写成一篇很长的文章。在这个附记里，我不准备按照时间次序发表我对他的印象记，我只想讲讲我对他本人能力品质方面几个突出的印象。

    “对一些具体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去解决。现在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即注意后果。有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报纸要十分慎重。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

    对华国锋这个讲话，会议出席者基本上是满意的。

    他对这个已经开过的34天会议做了总结。

    我最早认识华国锋是1961年在长沙。我去湖南是参加毛泽东指定下到农村基层去了解“大跃进”后农村基层真实性的三个调查组之一。到长沙后，张平化曾和省委全体成员集合向我们这个调查组介绍当时湖南省的基本情况。华国锋作为分管财贸的书记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是因为他管的工作同我们的工作任务离得比较远，他同我们组没有发生什么工作关系，我在湖南三个来月没有同他说过话，对他没有任何印象。

    反对个人崇拜的核心是充分发扬民主，不充分发扬民主，那些不称职的同志等等表面上的措施，都解决不了问题的。当了大官的人，特别当了很大很大的官的人，下面有一帮人，这帮人的利益是与他们的上级或者上级的上级，分不开的。他们有各种办法使他们的上级或上级的上级接受别人对他的个人崇拜。大人物有大人物的苦衷，我是能够体谅的。

    1975年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时，邓小平要胡乔木和我帮助华国锋准备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讲话，胡乔木负责其中的第一部分，其余三个或四个部分由我负责。在我与他接触的过程中，我对他有三点印象：一、他工作是认真细致踏实的；二、他的记忆力不错，记住不少事；三、口齿清楚，慢条斯理，能把话讲得很清楚。这三点算不了高的评价。我并不认为他有什么高的水平，有什么高的思想境界，但是这三条都属于“好”的范围。其中第一点印象的来源是起草这个讲话的过程，华国锋白天处理其他工作，每天晚上10点左右回到中南海我们集中写文件的地方，同我们一起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有时一直到凌晨两点多。他不完全是以一个定稿者的身份，而更多的是同大家一起研究商量，留给我的印象不错。

    个人崇拜的主要来源便是封建残余习惯，抬轿子、吹喇叭也是社会中朝官、太监对待皇帝，师爷、皂隶对他们大老爷的通常的态度。一朝天子一朝臣，中的幕僚们的命运同他们的主人也结合得十分密切。而斯大林、毛泽东就继承那一套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