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大会后，党中央，包括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人事问题提了出来，分组会上纷纷发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原来的议题中没有这一条，会议开到后来大家都认识到这一条是很重要的，认识到它是必须解决好的一个关键问题。

    会议开了20来天之后，原先的议题已被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已经受到进一步的谴责，真理标准问题又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进行讨论，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解决了，事在人为，今后的工作需要一个更好的中央领导班子。中央的最高层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会议出席者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这种人事上的安排当然不是各组的事情。但是分组讨论可以起造舆论的作用。

    于是各分组就有不少人议论谁该补进中央委员会，谁该补进中央政治局，谁该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那时候大家知道“上面”有个“只进不出”的精神，即只提谁可以进入中央、不提谁应该排除在中央之外的意见，发言的内容便是谁对某个应该进入中央的人有所了解，就在分组会上发言介绍或者附和别人的意见。

    在各分组会上表态赞成陈云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中央副主席的发言最普遍，都说陈云在党内资格老、威望高、水平高、能力强，应该担任党中央副主席，而且特别说他的位置应在汪东兴之上。对这次人事变动，大家既然都赞成“只进不出”的方针，因此大家只提陈云进常委，不提汪东兴出常委。于是常委人数就从五人增加到六人。这个人数多少并不重要，但汪留在常委，大家都知道这一定是暂时的，都懂得现在采用这个“只进不出”的方针比较好。

    对中央人事问题，我在西北组的会议上为胡乔木说的好话真不算少。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出席者中有一位李鑫，他原先是康生的秘书，在“文革”中一直在康生身边工作。毛泽东著作的整理编辑工作，也一直是他带几个比较年轻的人在做，毛泽东的手稿、演讲记录等就一直保管在李鑫手里。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邓小平要胡乔木主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整理编辑工作。当时的工作程序是先由吴冷西、熊复和李鑫几个人把要选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稿准备好，然后在胡乔木的主持下由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几个人逐段逐句地修改订正。“文革”后期胡绩伟被“解放”，胡乔木也以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为名，把胡绩伟调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但他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后，做了其他方面的工作。

    在胡乔木主持下，选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章一篇一篇地改定后，送邓小平最后定稿。有些文章定稿时邓小平把我们这些人都找去，有些简短的文章就由他和胡乔木两人定稿。这样，李鑫在《毛泽东选集》编辑整理这项工作中就从事实上的主持者下降为几个负责人之一。对此他心中不满，但是当时他无可奈何，只能暂时接受现状。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来了，这对他是一个恢复主持毛泽东著作整理编辑工作大权的机会。于是他就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批邓”的会上批评胡乔木篡改毛泽东著作。当时我注意到李鑫的居心不良。“批邓”和粉碎“四人帮”后李鑫的目的达到了，他带上吴冷西、胡绳、熊复等人到毛泽东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掌握了编辑毛泽东著作的大权。

    在粉碎“四人帮”后，在江青那里发现胡乔木在毛泽东逝世后要求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写给江青的信件。那时是华国锋主持中央的工作，党中央和国务院都是他负责，按照组织系统，胡乔木请求参加追悼会的信不应该写给江青。但是江青是毛泽东的遗孀，胡乔木写信给江青也有他的道理。可是李鑫抓住这一点不放，利用这件事硬说胡乔木写的是“效忠信”。

    在1977年3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当时李鑫是汪东兴最得力的一个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