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因左丘明之故。

    吴起作为历史学家既然参与了史籍的编撰及讲授工作，那么他是否曾为史官、是否就是某些古书上记载的史起呢？这也是一个需要弄清的问题，郭沫若说：“我还疑心吴起在魏文侯时曾经做过魏国的史官，魏文侯时有一位史起，大约就是吴起”。①他的这个观点来源于《吕氏春秋·乐成篇》和孔颖达《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正义》。为了把问题考辨清楚，我们照录《吕氏春秋·乐成篇》和孔颖达《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正义》的两段有关文字如下：——

    ①郭沫若：《青铜时代·述吴起》。

    “魏襄王与群臣饮，酒酣，王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兴而对曰：‘群臣或贤或不肖，贤者得志则可，不肖者得志则不可。’王曰：‘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对曰：‘魏氏之行田也一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门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与不忠，不可效也。’魏王无以应之。明日，召史起而问焉，曰：‘漳水可以灌邺田乎’？史起对曰：‘可’。王曰：‘子何不为寡人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为也’。王曰：‘子诚能为寡人为之，寡人尽听子矣’。史起敬诺，言之于王曰：‘臣为之，民必大恐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虽死藉，愿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诺’。使之为邺令。史起因往为之。邺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使民知可与不可。则无所用矣。贤主忠臣，不能导愚教陋，则名不冠后、实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于主也。魏襄王可谓能决善矣。诚能决善，众虽喧哗而弗为变。功之难立也，其必由硇硇邪。国之残亡，亦犹此也。故硇硇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硇硇也止善，贤主以之硇硇也立功。”

    “《吕氏春秋》称魏文侯时，吴起为邺令，引漳水以灌田。民歌之曰：‘决漳以灌邺旁，终古斥卤生稻梁。’”

    比较这两段引文后可以看出，显然是孔颖达把《吕氏春秋·乐成篇》中的魏襄王改为魏文侯、史起改成了吴起。这两处修改，前一处看来是正确的。

    但是，孔颖达改史起为吴起却是不对的，此处很可能是孔氏的笔误，“史”与“吴”形近而误，阮元《校勘记》之说是正确的。将“史”字误为“吴”字，不只孔颖达一人，还有《太平御览》四百六十五条一段文字可资证明：

    “邺有圣令为吴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稻粱。”

    这就是把“史”字误为“吴”字的一例。陈其猷先生《吕氏春秋校释·乐成篇》第1001页注〔四二〕说：“疑‘吴’为‘史’误，在‘为’字下，错倒于上耳。”《太平御览》中还有多处引用前面我们抄录的那句话，足证陈其猷之说是合理的。如果把那句话更正过来就是：“邺有圣令为史公”，这就和《吕氏春秋》所记一致了。可见“史”、“吴”形近而误之说是有道理的。

    我们再从吴起在魏国的记载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吴起到魏以后“魏文侯以为将，于是击秦，拔五城”。这就是说，吴起从鲁国到魏国后，很快得到重用，为将击秦，攻占西河。接着参加了伐中山国的战争，之后即任西河守。吴起守西河是他在魏的主要事业，长达二十三年之久。《史记》等书都没有讲吴起治邺的事，西河与邺相隔甚远，吴起不可能在任西河守时兼任邺令。另外，吴起是否担任过魏文侯的史官呢？《史记》等书中也无记载。当然，吴起在鲁国师事曾申，学习《左氏春秋》，具有史官之才，这是客观事实。但吴起既没有任邺令，也没有任魏文侯的史官，则史起就不是吴起。再说，史起也不一定因为有“史”字就必定是史官，如春秋时期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