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茫茫寰宇中的一切，包括自己本身在内。

    放逐江南之前，特别是流浪汉北以前，屈原对“天”坚信不移，认为它公正无私，专门扶持道德高尚的人，正如他在《离骚》中所赞颂的那样：“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上天对一切都公正无私，见有德的人就给予扶持，只有古代圣哲德行高尚，才能够享有天下的土地）。”然而，看看楚国活生生的现实，看看自己的悲惨遭遇，看看当今天下大势，屈原不能不对上述观点发生怀疑，不能不对“天”有所义愤和问难。自己洁身自好，握瑾怀瑜，为了祖国的强盛，人民的安宁幸福，对内力主变法改革，对外首倡联齐抗秦，为达此目的，夜以继日地操劳，东西南北地奔波，上顾不得赡养尊长，下顾不得关照妻小，做了一个不孝不义之人，结果又是如何呢？是被罢官撤职，是流浪汉北，是放逐江南，吃尽了颠沛流离之苦，受尽了风霜雨雪之罪，荒僻、鸷禽、猛兽、饥饿、困苦、死亡常与自己相伴，而以靳尚为代表的奸佞群小，贪赃枉法，鱼肉百姓，将祖国的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暴秦，以换取金银珠宝和巨额贿赂，中饱私囊，结果却甚得昏君的赏识与器重，把持国权和朝政，葬送了祖国的前程和命运，将人民推向了灾难的深渊。如此皇天，这难道是公正无私的吗？前边交代过，屈原初来南阳里游凤凰山上的一座“王庙”，问卜于太卜郑詹尹，受前庭两厢壁画及其题铭的刺激和启发，就已经在仰天发问了，并着手构思《天问》这首诗。倘说那时屈原对天地、对历史、对现实、对人生的怀疑还是隐隐约约的，那么秦将白起攻陷郢都后，国破家亡、生灵涂炭血淋淋的现实，使得他幻想破灭，希望成灰，能够沉下心来，冷静而客观地思考天地人间的诸多问题，大胆地怀疑，勇敢地否定，毫不留情地批判，于是一首光辉的诗篇《天问》便应运而生了。

    天问，就是屈原对于客观世界一切不可解、不合理的现象的问难，正如郭沫若所说：“是屈原把自己对于自然和历史的批判，采用问难的方式提出。”①——

    ①引自郭沫若《屈原赋今译》。

    在中国古代，认为天意是通过人意来体现，并且对人间万事负责。人间不平是天道不公的证明，不问天，问哪个！到了屈原生活的战国中后期，“天”这个词已经很抽象、很概括而又很笼统，很模糊，它综合了天体、天象、天文诸蕴含在内的自然界以及自然影响下的人事。它不仅是自然，而且是“超自然”（尽管“天”已决不仅仅是人格化的“上帝”或“天老爷”）；不仅仅是实体、存在，而且也包括天道、天意、天命，所以《天问》也广涉人事。

    先秦时代宇宙观最重要的内涵是以“人”为本位的“天人以和”思想。这就是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天”和“天命”的存在，然而“天命”却一定要通过“人”或“人事”来实现。屈原在《离骚》中说：“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左传》僖公五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这意思完全一致。它并没有彻底抛弃天命论，然而却是一种人为本位的、与“人和主义”相结合的“有限天命论”。既然天命通过人事来体现，那么遇到困难灾厄应该责之于“人事”，而不是单纯的听天由命。“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忒，则天不能祸（天的运行有一定的规律……用礼义适应自然规律就吉，不用礼义适应自然规律就凶。能加强生产事业而又节约用度，那么天就不能使你贫困；养生既然周备，劳动又适合时宜，那么天就不能使你困厄；依着规律去做而没有差错，那么天就不能使你遇到什么灾祸）。”①同时，既然“天命”能够影响“人事”（尽管通过“人事”本身来影响），那么“天命”也应该对“人事”负责；假使天行无常，天道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