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蓍曰筮。巫咸作筮，筮决也。”），而南国之楚不止沿袭，甚至变本加厉，此屈原之所以有《九歌》之作也。

    ２．屈原之“灵”却是天人合一借题发挥的。不止“神灵”、“灵巫”、“灵氛”、“灵琐”，还有“灵修”以代君，“灵均”以自谓的。而且“灵”的本身还具有“灵魂”的作用，它可以“遗世独立”单一活动，好像今之宗教家所谓Ｓｏｕｌ，死后都不泯灭的。与老子的“鬼神”，庄子的“物化”又自不同。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屈原的“装神、弄鬼”别有深意：“思君念国，忧心罔极”，“屈原执理忠贞而被谗邪，忧心烦乱不知所诉，乃作《离骚》”，“复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证明”（《刘向·王逸注引》），“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仝上），“怨诽而不滥”（班固语）。

    总之，屈原虽采巫风，却非巫师（如闻一多等人所云）；虽亦卜筮，却不泥执（甚至与之抗衡弃置不顾）；虽谈鬼神，别有用心（神人共通，未尝单独崇拜）；虽称灵魂，独立不倚（形神分离自有看法，前所罕见）。就是说，他的宇宙观与人生观是开拓的、突破的、超人的、浪漫的，既不同于老、庄，也与孟、荀有异，纯乎其为屈原的。这种思想反映到辞赋上尤其如是。“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纪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亦刘向、王逸语）这种说法虽然还不够明确，却基本上提出了问题：

    １．主题思想：忠贞。爱国爱民尽己之谓忠，洁身自好守正不阿之谓贞，严格地说，两者是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

    ２．肯定人物：善鸟香草，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君、贤臣、君子）。

    ３．否定对象：恶禽臭物（谗佞），飘风云霓（小人）。

    然而“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的话，却是值得商榷的。《三百篇》中的草、木、虫、鱼、鸟、兽，确实只是起一个比（以此物比它物如《卫风·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兴（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如《周南·关睢）：“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作用。这里的美人香草恶禽臭物，其本身便是代表人物的，有的甚至得到充分的描写，如《橘颂》，从“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开篇，直至“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的结语，可以说作者赋予了“物性以人性”，也就是以“物德”为“人德”来自我写照的，最末一句已经点了题么：忠贞不二，清如夷、齐（宁可饿死，耻食周粟）。

    他的爱国思想，尤以体现于《国殇》中的为最强烈最有代表性。它托迹于追悼阵亡将士，可是如火如荼地描写了车战的场面，杀敌致果为国捐躯的英雄们，殊死格斗，浩气长存：“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真是惊天地而泣鬼神的绝唱，“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神的实验，特别是此中关于“灵”与“魂、魄”的认定，王逸注曰：“言国殇既死之后，精神强壮，魂魄武毅，长为百鬼之雄杰也”。洪兴祖引《左传》补注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魂，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孔颖达疏云：“人秉五常以生，感阴阳以灵，有身体之质名之曰形，有嘘吸之动谓之为气，气之灵者曰魄。既生魄矣，其内自有阳也，气之神者曰魂。魂魄神灵之名，本从形气而有，附形之灵，附气之神为魂。附形之灵者，谓初生之时，耳目心识，手足运动，啼呼为声，此则魄之灵也（按今人谓之“本能”）；附气之神者，谓精神性识渐有所知，此则附气之神也（按今人谓之“后天习惯”，由学而能）；魄在于前，魂在于后，魄识少而神识多。人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