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各派的人，都登登台、亮亮相。从康熙四十八年到五十二年的这段时间里，康熙以一个封建政治家的睿智和精明，干脆搬到畅春园里住下，不动声色地、冷静地观察着局势，思谋着对策。

    老四胤祯，老十三胤祥，照旧联手，在户部、吏部和刑部办差。这哥俩，甩开了膀子，放开手脚地大干。他们无私无畏，干得十分出色，顺便也重用了几个深得信任的家奴。年羹尧升任巡抚，戴铎也果然做了道台。老十四干得也不错，他的方便是管着兵部，他的目的是掌握军权。别看他是铁杆儿的阿哥党，可是，一旦手中有了权，有了兵，他并不想听命于八哥。他还有自己的打算呢：怎么，都是皇子阿哥，难道我就不能当皇上，非要去保别人不行吗？有了这个想法，他明面上仍然是靠近老八，事事处处听老八的指点，可暗地里却打着一个小算盘。所以，这几年里，他的差使也办得很卖力，很认真。不论下边官吏是何党、何派，出了错，他决不轻饶，立了功，也决不埋没，很快地，便名声鹊起，赢得了上上下下的一片赞扬。这样一来，在朝中，形成了太子为一派，老四和老十三为一派，老十四又是一派的三足鼎立、互不相让的局面。三派各有各的优势，也各有各的拥戴者。

    太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的优势是权力加地位，而不是办事的能力和人缘。现在，他的权力是更大了。康熙皇上干脆大撒手不管，把任免官员、处理政务，甚至把在上书房里代皇上批阅奏章、朱笔御批的权力，也索性给了太子。一句话，老皇上只做指导，具体的事，全让太子来办。这下，太子可逮住机会了。他先是清理恩怨旧债，那真是点滴必报，从不手软。凡是支持阿哥党的官员，一个不饶，全得想方设法打下去。接着，便是重用党羽，安插亲信，把忠于自己的官员和旗下家奴，纷纷提拔到重要位置上。在老十四管兵部之后，太子又感到了军权的重要。他虽然不便直接插手兵部的事，可他有用人的大权哪。于是，便把自己的亲信、家奴，安排在京师和外边的军队中，抓住带兵、用兵的实权，可是，太子却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就是他低估了父皇的洞察力。康熙皇上对太子的做法，心如明镜却一言不发。太子奏一本，老皇上就准一本。你说用谁就用谁，你说贬谁就贬谁。朕倒要看你这太子，是为公、为国家社稷呢，还是为了你自己！

    朝廷上上下下都在忙着争权夺位打内战，谁还有心处理国事啊！京城一乱，边疆就要出事。果然，西蒙古的阿拉布坦部落首先发难，派兵攻打西藏，要扩大地盘。蒙古兵和藏兵打了几仗，占了点小便宜。藏王怕万一支持不住吃了大亏，便派了加急快马送来奏表，请朝廷发兵援助。军情事急，太子不得不召集上书房大臣和几位管事的阿哥来议事。按上书房大臣们的看法，西藏也好，西蒙古也罢，两个民族之间闹点磨擦也不足为奇。如果从内地调兵，万里迢迢地去西征，那可不是小事。粮响呀，兵器呀，马匹呀，军衣呀，怎么组织后方供给线呀，等等，等等，哪一件都不是一句话可以办成的。最好是从甘陕和口外调兵，摆出阵势，把阿拉布但的西蒙古兵吓退也就算了。比如说，古北口现在就有一万五千精锐骑兵，擅长奔袭突击，派一员大将就把这事办了。可是，太子听了却不同意。说古北口的兵常年驻守在塞外，生活很苦，他已下令把他们调到京师来换防了。现在要调兵西征，只能调京营的兵。把丰台、顺义的兵调去，从江南调粮，支持军用。马齐一听这话就惊呆了：调古北口的兵进京，皇上不知道，这可不是小事啊！再说，从京师调兵去前线而不是就近调用边兵，不用甘陕存粮却用万里之外的江南军粮，这不是儿戏吗？难道，太子有了什么想法不成？马齐不敢乱猜，可也不敢反对，这事就这么定了。接下来，是商议谁来当统帅。太子又一马当先，说当年几次西征，都是皇上亲自挂帅。如今皇上老了，该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