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来，工作常被耽误，矛盾不断积聚。直到这次组织对我停职立案审查，我才有了一次冷静思考问题，反思自己的机会，我猛然发现自己竟是这么一个坏人、坏干部，不但长期自己迷惑了自己，而且还长期迷惑了揭阳地区的干部和群众！

    每一个人首先是一个有七情六欲、动物性齐备的自然人，也即是“原我”。人生来就有各种生理上的需要。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的需要从内涵到外延都不断地得到扩充。这种“原我”的需要是较难控制的，一旦意志力衰退时，便会呈恶性的膨胀，一发不可收拾。可是，人是一种高级动物，他不同于一般动物的是：由一个又一个的人的群体，组成了社会，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每一个人都要遵守所在社会的法律法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如果超越了道德规范，就要受社会公众的谴责；如果违反了行为准则，就要受社会的处罚；而如果触犯了法律法规，则要受到国家的制裁。因而，人在此阶段是属于“自我”的阶段，他是一个社会的人，他为了不遭到谴责、不遭到处罚、不遭到制裁，一般来说，都会循规蹈矩的。而且，一些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还会时时处处事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舍弃自己的幸福而换得大众的欢乐，甚至舍弃自己的生命去换得大众的安宁。这些人已可以说是达到了“超我”的阶段。尽管这些人比例不高，但不少党的优秀干部如孔繁森、焦裕禄、吴金印等，就是这些人中的代表。但是，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往往此起彼落，凡社会控制力、制度规范力、道德约束力稍为不强、稍有漏洞时，或者当一个人本身的抵抗力、意志力不够的时候，社会人 —— “自我”就不是走向“超我”，而是沦为自然人 —— “原我”。人的兽欲占了上风，这个人就变坏或沦为罪人！

    成大器者，当主要领导干部者，不能只有小聪明，而首先应该具备的是坚强的纯洁的党性，然后才是广博的才干！

    十多年来，我也曾努力拒贿，我采取了以下四种方式拒贿。

    第一种方式是事后回赠。我试图把这些干部当做“朋友”，你送我钱物，我记住（ 但没有记下 ），但当你搬新居、娶亲、出游时，有了机会，我就回赠你些钱物。可是，这一种方式反而给我带来更多的钱物。下级干部送你的钱，他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一旦受到上司的馈赠，他都会受宠若惊，刻骨铭心，在下一个春节等节日“加倍偿还”。就是在这种不等价的交换中，我总是得到了“差价”，又使自己的不义之财有了新的增加。此种方式后来我不敢用。

    第三种方式是事后退回。我事后见一些信封太厚、分量太多的，有时单独约见该位干部，同他好好谈，劝他收回，并表示不声张出去，给他面子。如1996年8月，我到香港拜访同乡会，在深圳歇脚时，有一个干部给了我5万港元，放在我司机处。我没收下，请司机收好，回普宁后，我专门约他谈了一场，也真的是退回去了。但到下一个节日，他又送上门来，还是推辞不掉。如1999年初，我在广州开会，一位干部送上两万元人民币我硬是把它退回，他见我态度坚决，也就收回。但是，几年来，先后能退回的也就是十多次，而且耗费精力甚大。尽管有时候退回了一些，但占收受总数的比例还是不高，收效甚微。

    第二种方式是当场拒收。可是，这种方式也是收效甚微。每年春节中秋节，送礼的人往往集中在几天里。这几天上门的人络绎不绝，你前脚走，他后脚进。我不敢对绝大部分下属与附势趋炎、随波逐流的干部严厉训斥，只能同他们讲道理。但单独一人还可以做工作，但社会风气如此，一位还未走，另一位送礼的又上门来，相互间心照不宣又不愿让对方知道底细。在这几天里做工作的成功率确是微乎其微。可以说，送上门来的红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