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进出出的人太多，也怕要票的见了衙门多少会有些顾虑，周广森就对周松青说，你这种开票的事在这种地方干，我怎么看怎么别扭，你就再找个地方吧……反正公司依然是检察院的，地方在哪儿都一样。周松青二话没说，在城西找了个铺面房，在那儿风风火火地又干了起来。那是2000年4月，离“807”工作组开过来只有4个月的时间。

    巧得很，周松青公司往东是银行，往西不远处是黄文龙的大兴公司。周松青爽快得很，你黄文龙要多少票就给开多少票，而手续费也是最低的。

    不久，周松青的腰包鼓了，在检察院的地位也随之提高。

    出色的“工作业绩”使周松青成了周广森身边的人。再加上周松青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这个图报，主要是不断地上供。用周广森常说的话就是“你们干公司的，弄钱总要方便点嘛，我就不客气了……”为了让周广森满意，周松青就小节一小送，大节一大送。当然，除了过节，周松青平时也少不了应酬。

    一次，周广森在办公室与周松青闲聊，不经意间说出上面某某领导的夫人曾与他谈起家里要装修但钱没有着落的事。几天后，周广森要他陪着去见那位领导的夫人。周松青心里明白，那一定是要他出钱赞助这位领导的夫人，他是万万推辞不得的。于是，周松青二话没说，带上钱，就与周广森一起去见那位领导的夫人。到了宾馆后，周松青没有上楼，而是将一个装有8万元钱的纸包递给了周广森，自己知趣地坐在车里等着。

    如同找到了摇钱树，周松青的钱是不愁了。吃的有了，喝的有了，住的有了，玩的也有了，但他依然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为什么？他觉得自己虽然在检察院上班，但只是在人家的公司里干，还算不上什么正经的干部，更没有权力。他倒不是那么看重权，而是为了脸面。他认为，自己没有考上大学，但如果能在检察院谋个一官半职，也算找回点面子了。再说，这“发票生意”虽然能发财，但能做到几时，有谁能说得准呢？不如提前找出路，当个干部，踏踏实实过日子，享受享受生活。于是，在得到了一张大专文凭之后，就向周广森发起了第二轮攻势。

    这个攻势还是送钱。

    不久，周松青给周广森一个特大的礼包，礼包里装着60万元港币。周松青将这个秘密一直坚持到得悉自己将被判处死刑时才说出来，这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周松青的发财梦没有做多少时间，最火的时候不过一年多。“我实际上没有挣到多少钱，因为要打点的地方太多……如果中央不来人，再过一两年，估计还能多搞点。”周松青胃口也够大的，到案发时，他已经虚开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3.8亿元，在“807”税案中也算数得上的人物了。

    周松青自知罪孽深重。“807”工作组进驻潮汕的第二天，他就匆忙逃窜。走的时候，只有几个核心人物知道，包括好朋友黄文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