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以后，日本军部就公开声言：“非研究一种或多种为人力所无法抗拒的秘密杀人武器不可。”1942年，日本首相东条在帝国议会预算委员会答辩时声称：“目前正在进行新武器的研制工作。”同年7月25日，日本“大本营记者视察团”来伪“满洲国”视察，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助理浅冈向记者团透露：“很早以前已经开始了研制新武器的工作”，并给记者团放映了这个绝密“新武器”的纪录影片（为此关东军司令部给予泄密者以严重警告处分）。这种“新武器”是什么东西？日本记者是不会公之于众的。其实，在日本也只有少数军事要员知道内幕。

    1940年，在我国东北哈尔滨以南20公里的平房车站附近，日本关东军建立了一个奇怪的部队，划出了方圆六平方公里的军事禁区，名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总部”，后改为“731”部队。在北京东单、南京中山路和广州、济南等地都没有名为“防疫给水部”的部队，各有翻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也建立起同样的部队。难道这些部队真正是为供给日军吃水需要而建立的吗？

    细菌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许多地方曾经发生瘟疫蔓延的惨祸。在正面战场有浙江的宁波、衢州、金华、温州，湖南的常德一带，都发生过鼠疫、伤寒：在敌后战场，包括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许多抗日根据地，曾流行鼠疫、伤寒、炭疽热等多种瘟疫。染病身亡者不计其数；在广大东北地区，包括哈尔滨的平房地区和吉林农安、孟家屯也都有过鼠疫等疫病灾祸，甚至抗战胜利以后，还有鼠疫蔓延。难道这是自然发生的吗？完全不是。凡是受害地区的我国同胞，都知道这是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造成的灾祸，尽管当时日伪当局采取保密措施和欺骗宣传，但都无法隐瞒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罪恶事实真相。

    世界上最早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是中国各地的抗日报刊，揭露了许多日军发动细菌战的罪行。现摘录几段原始的报道：

    1940年11月9日《晋察冀日报》报道：“敌人在盂县（山西省）普遍撒放病菌，故所有灾区患病现象极为严重，如八区之榆林、南北河，四区之上下石塘，病在炕者竟达人口总数的95％以上。”

    1941年12月25日《晋察冀日报》刊载特派记者戴烨《人间地狱》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在孟县城，敌人收集老鼠、蝗虫，在上社，敌人收集蝇子，在椿树底，敌人收集蚊子，并规定1毛钱找20个，起初人们还惶惑不知作何用处，一直到疾病到处流行，人们才从汉奸嘴里晓得，敌人收集了蚊子、蝇子、老鼠、蝗虫，是用以传染疟疾病、伤寒、霍乱、鼠疫等疾病的，因此在‘治安区’（即“集家并村”地区）疾病流行得非常厉害，几乎每村病人均在90％以上，而在盂口村里，竟没有一个健康的人。在五台（县）东峪口一天即死去10余人，一月死掉五六十人，盂口同样亦死掉五六十人，毒菌使人们成群的死亡。这样残忍的杀戳方法是旷古绝今的，日本法西斯刽子手的残忍，已经超过了任何最野蛮的野兽！”

    1942年2月28日《晋察冀日报》报道：“最近敌寇‘扫荡’定县时，曾大批放出老鼠。当敌被我痛击溃窜后，各村的道旁沟渠中，即发现有许多大老鼠满地乱爬，尾巴拖地，似有病状。死鼠则身上有红色斑点，此系敌寇所放毒鼠，企图造成鼠疫，毒害我军民无疑。……敌寇遂在其占领区按户要鼠，或出钱收买，但民众多予拒绝”。

    1942年3月7日《晋察冀日报》刊载冀中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告全世界人士书》，控诉日寇乘“扫荡”之机散放毒菌。该文称：“敌寇于1942年2月14日配合军事‘扫荡’，沿平汉路定县一带散放大批经过注射鼠疫细菌的病鼠，企图造成鼠疫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