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头挂在窗台上。在杨其吉家的地窖里，日军发现有人掩藏，先用机枪扫射，然后又扔进手雷，当场炸死5人。任传恩家的地窖里掩藏着6人，被日军打死3人。

    仅14日这一天，南关金星庙附近就躺着40多具无辜百姓的尸体。这天东关被杀害的有鲁遵森、鲁小旦、温连福夫妇、陈京智、张茂堂、王荣节等47人。最惨的是有个叫邓奎洁的，被日军捉住后，将其捆绑在树上，用刺刀一块肉一块肉地往下割。邓疼痛难忍，哭喊呼救。邻居80岁的老汉邓学河闻讯拄着拐杖赶来求饶，竟被日军一刀捅死在地上。周连芬的叔叔周景远，被日军捉住，用战刀把身子剁成几块。其父周景奎被日军砍下头颅。不足10岁的儿童杨存礼，被日军捆绑在树上，用刺刀挑开肚子，肠子流了一地。马某未出嫁的姑娘被日军轮奸后含恨跳井自杀。

    日军侵占济阳城，除守军牺牲者外，屠杀群众1800亲人；在侵占济阳城以后的7天中（从11月14日到21日）又杀害我无辜百姓402人，重伤19人，奸淫妇女102人，烧毁房屋550余间，整个济阳城变成一片废墟。

    以下是济阳大惨案幸存者洪乃德和王庆林口述的他们所经历和目睹的情况（摘要）。

    洪乃德说：济阳城沦陷时，我和父亲因守护年迈的奶奶，未能及时逃出，躲在铁器铺子里。次日天刚亮，一个鬼子兵端着刺刀，端开了前门，窜进屋里，一把将我拖下床，连推带搡地把我推出门外，接着用绳子拴到厦子底下木柱上。后又把捆我的绳子头缠了缠，用刺刀尖塞到我嘴里，血立即顺着嘴角流出来。这时，我看到门外还有6个鬼子。父亲听到嚷嚷声，从后院跑出来，说明我是他的儿子，是“良民”请求饶恕。另一个鬼子把我从柱子上解开，一脚把我端倒在地上。鬼子看我趴下了，还用手捂了捂我的咀，我憋着不喘气，鬼子误认为我死了。接着鬼子逼着我父亲搬着个铁炉子，随他们一块走了。我父亲从那以后，一直没有音信，也不知死在哪里。鬼子走后，我奶奶把我扶到后院藏了5天。从那以后得了惊吓病，留下了头摆手颤的后遗11月17日，我和同院的王荣九商量赵黑夜逃出有关。走到大堤顶上金星庙后，我们看到有两个垛，误认为是豆子垛，近前一看，原来是两堆死尸，摞得有半人高。大堤顶上也有被鬼子枪杀的死尸，一个挨一个的头朝堰下控着，呲牙裂嘴，惨不忍睹。旧历年底，我回到南关，还看到被狗啃剩下的残肢和破烂的血衣到处皆是。有一天，我和王尔俊用锨除着残肢断骸，约100多具，掩埋在南关西头的小湾里。

    当时听说，南关被鬼子枪杀了50多人。杨玉湖的女人，杨成宗、黄如顺、黄如安的全家，都是藏在地窖里，被鬼子搜出后枪杀的。

    王庆林说：日寇攻下济阳城后，挨户搜查。不管男女老幼，一经发现，不是用枪打死，就是用刺刀挑死，很少有幸免者。在城里日寇搜出了40多个老年人，先叫他们打扫街道，然后用绳子连绑在一起，押到南门外黄河大堤下、用机枪全被打死。有个叫刘善远的，他走在最前面，枪一响，他立即倒地，才没打到致命处，幸免未死。

    西门外住户陆可让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小裤，一个叫个褂。鬼子逮住他俩后，剥光了衣服绑在枣树上，让狼狗活活地给咬死了。

    励学商社经理刘清芳被鬼子逮住后，用绳子绑住他的双腿，拴在汽车上，活活地被拖死。

    西门外被日寇枪杀的尸体，由于腐烂、狗啃，断肢残躯到处皆是。日寇撤走后、在农事试验场内，将这些尸体掩埋在四个坑里，每个坑有七、八平方米，死尸有一米多厚，其人数就设法统计了。

    1938年，红十字会为超度亡灵，在城里体育场扎了十多间席棚，里面贴着殉难者的名子。我数了数，有1800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