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被日军用铁丝穿透胳臂，打得死去活来。马胜福、马喜福等怒骂不止，最后被日军在身上倒上汽油，推入火堆，活活烧死。

    樊金保等63人，被绑到东门外臭水坑旁，先挖掉眼睛，再剁掉四肢，然后砍下头颅，扔进臭水坑内。

    东门外有一口大眼井，14日下午，45名青壮年被绑到井旁。日军嗥叫着，举着战刀，强逼他们跪下，人们宁可不跪。日军恼羞成怒，将45人全部砍死，头被挂到树上，尸体扔在井里。人们称这口井为“血井”。象这样的井，全材还有12眼。

    南门外的屠杀更使人触目惊心。10月13日，200多名妇女、儿童被绑到南门寨墙下。日军想找到吕正操部队的下落，在妇女儿童身上打主意，先是哄骗，后是恫吓威逼，追问部队去向。日军见人们不吭声，即拉出四个不满十岁的女孩，把她们劈成两半。日军继续逼问，仍问不出一句话来，气得狂蹦乱跳，把200多名妇女小孩全部枪杀了，尸体被扔到寨沟里。掩埋尸体时，其中有36具尸体无法认领，埋在一起，被人称作“三十六口坟”。筹建“梅花镇惨案”展览馆时，从这里挖出三颗头骨，其中一颗头骨，上面还卡着日军的子弹头。

    10月14日，从小逃荒来梅花镇的张玉振等6人，被日军整整毒打了一天，打得头破血流，全身是血。晚饭后，日军把他们绑赴东门外。他们见满街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血泊里，树上挂着血淋淋的人头。张玉振等人不禁骂道：“你们这群狗娘养的，迟早要跟你们算帐！”他们挣断绳子，赤手空拳和日军拚了起来。凶恶的日军端着刺刀，一阵乱刺，5人惨死。张玉振被刺11刺刀，当下昏死过去。夜深醒来，一翻身，全身流血。张玉振强忍着剧烈的疼痛，爬到了镇外较远的地方，被人救起，幸存至今。他的身上尚留有11处刀疤和半截拇指。

    农民张二白，被日军抓捕后，押上大街，几个日军用棍子边走边打。张二白猛回身，从日军手中夺过棍棒，手起棒落，血浆四溅，一个日军的脑袋开了花。他抡起棍棒，左劈右打，前后几个日军被他打趴在地上。有个端枪的日军冲过来，张二白猛扑上去，不幸中弹，惨遭杀害。

    59岁的阎洛聪，是沿街乞讨来梅花镇定居的。他看到一批批人被赶到辘轳把水坑被害，高喊：“乡亲们！和小日本拚呀！”日军向他扑去，他顺手从地上抄起一块砖头，砸瞎了日军一只眼。疼得那日军嗷嗷叫。后来日军把他绑在树上，他又破口大骂。日军割掉了他的舌头，他怒目而视，运足气力，喷了日军一脸血浆。后来，日军剁掉了他的双脚和双臂，又一刀一刀剐他身上的肉，残暴至极。阎洛聪虽然被害了，他的挣挣铁骨，连在场的日军，也都惊得目瞪口呆。

    大烧杀持续了四天三夜，到10月15日中午，日军才离开梅花镇。梅花镇当时550户人家，2500口人，有46户被杀绝，共杀死了1547人。烧毁房屋、店铺600余间。

    梅花镇惨案，激起藁城县人民的觉醒和反抗。一个月以后，该县共产党员马玉堂等人组织的抗日武装，联合李小贞的地方武装，一举攻克县城，俘虏日军40余名。从此，藁城县的抗日烈火愈烧愈旺。该县很快组织起独立支队、平汉挺进队、石东游击队、县大队、农民大队等抗日武装，四处出击，抗击日军。梅花镇和藁城县人民，主动把自己生产的粮食、布匹、军鞋等物资，源源不断地送进山区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我抗日部队。1938年藁城县被冀南区党委命名为抗日的模范县。

    1947年10月，冀中区第十一专区在梅花镇进行了大惨案调查，下面就是当时的调查报告：

    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初八日，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即冀中八路军前身吕正操那个团）曾在这里阻击日军进攻，激战一夜，打死日军八百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