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车铺中堆放的杂物掩蔽，与敌周旋，接连砍死4名日军后壮烈牺牲。

    同日上午11时左右，一股日军将从东南街周牌楼巷一带搜查出的40余名男人赶进西城门瓮圈城墙洞里，周炬、吴正德抗拒入洞，被当即枪杀。接着敌人用机枪封锁住洞口，向洞内难民接连扫了三梭子子弹后，又扔进去一枚手榴弹。因洞正中间设有一厚实木门框掩蔽，有10余人死里逃生。趁黑夜逃出城外的周炳，奔跑了一夜，第二天跑到薛辛夭村脱下棉背心，抖出一颗只划破前胸的废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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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上午，东街、北街的成年男人也被日军从家里赶出来，分别集中在东街大奎阁前和县政府大照壁后两处。在大照壁处，日军当众将张模老俩口的头砍下，血淋淋地掷在桌子上，一名日本军官“叽里嘟噜”地喊叫着，威胁民众。后来两处难民共500余人，全部被反捆双手押到城北洋河北岸狐神庙后崩楼坡下的一段水壕边。水壕开口约五、六尺，水深三尺余。日军仍沿用马王庙大屠杀的方法，将难民分批用刺刀扎入壕内。有几名未被刺死，发出呻吟或惨叫声，鬼子听见后就用刺刀尖朝下象捣蒜似的乱捅一气。任宏被刺时，顺势倒在死尸上，装成死人的样子才得以逃生。西北街贺巨恒被连刺五刀，后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又活了下来，贺巨恒的儿子贺贤的回忆录中叙述了他父亲在日军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经过：

    “在我被捉之前，日寇喊叫院门时，我父亲贺巨恒前去开门，日寇一进门就把他裤带解下来，将他背绑起来，拖着脱到膝下的裤子，赶到东街旧警察局院内。鬼子在这里集中了老百姓四、五百人，又全部驱赶到县城北门外狐神庙前，用刺刀逐一刺杀在一个大水涮坑内，上面又盖了一层土。我父亲被刺五刀，推倒在坑内的上层，后醒过来，顶破薄土层爬出来。不敢进城回家，就跑到新平村我姨姨家躲藏养了三、四个月，保住了性命。据说那次狐神庙前还有几个活下来的。其余四、五百人都惨死在坑内。

    “被日寇打死在家里、院内的人也到处可见。我家隔壁的王三、吴三的小子就是被日寇打死在院内的。”

    据几天后去收尸的目击者回忆：大约长30余丈的一段壕内，几乎填满了横七竖八的尸体，以上事实证明，狐神庙大屠杀遇难者足有500余人。

    13日上午，日军又接连制造了大操场惨案。实际上，日军在第一天就做好了继续大屠杀的准备工作。屠杀了整整一天的刽子手们，将来不及残杀的难民们，控囚在北城门瓮圈中过夜。在押送时，为防止人们逃跑，日军将难民们的裤带解下，一个个被反捆手臂，排成一行，因失去裤带，难民们的裤子均掉到膝下，（当地成年人习惯扎裤脚），下身裸露，受尽了屈辱。更有一些人因迈不开腿走得慢，跟不上队，不时地遭到鬼子的抽打。更可恨的是，日军竟将被他们强逼着担水灭完火的青壮年们也一同囚进了露天的瓮圈中，外面派日军严密把守。可怜的500余名难民冻饿了一整夜后，等待他们的不是温饱，而是死亡。第二天一早，敌人先从难民中挑出袁美等40人，每人佩带有“苦力”字样的白布袖章，清理街道上的尸体，也有一部分人被分配到城外拉水，以供日军食用（因城内40余口水井均有死尸），其余全部被押往东北街大操场附近一个院里。操场中有原先晋绥军挖好的三条大壕，壕深约3米，东西长11米，南北宽2米，三条壕互相沟通，原用于防空用。被囚的难民，分10人一批，被日军接踵押到壕沿，用机枪狂扫，跌入一批再扫一批，机枪吼叫了大半上午，500余名难民尽被射死，无一幸免。日军还在这里照了像。直到50年代，在原大操场上破土新建天镇一中校舍时，仍有遇难者的累累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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