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躺在一张好像是行军床那样的床上，不过离地面很高，而且身上好像给绑住了，使他动弹不得。比平时更强的灯光照在他的脸上。奥勃良站在旁边，注意地低头看着他。另外一边站着一个穿白大褂的人，手中拿着打针的注射器。

    即使在睁开眼睛以后，他也是慢慢地才看清周围的环境的。他有一种感觉，好像自己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深深的海底世界，游泳游到这个房间中来的。他在下面多久，他不知道。自从他们逮捕他以来，他就没有见过白天或黑夜。而且他的记忆也不是持续的。常常有这样的时候，意识——甚至在睡觉中也有的那种意识，忽然停止了，过了一段空白间隙后才恢复，但是这一段空白间隙究竟是几天，几星期，还是不过几秒钟，就没法知道。

    在手肘遭到那一击之后，噩梦就开始了。后来他才明白，当时接着发生的一切事情只不过是一场开锣戏，一种例行公事式的审讯，几乎所有犯人都要过一遍。人人都得供认各种各样的罪行——刺探情报、破坏，等等。招供不过是个形式，但拷打却是货真价实的。他给打过多少次、每次拷打多久，他都记不得了。不过每次总有五六个穿黑制服的人同时向他扑来。有时是拳头，有时是橡皮棍，有时是铁条，有时是皮靴。他常常在地上打滚，像畜生一样不讲羞耻，蜷缩着身子闪来闪去，想躲开拳打脚赐，但是这是一点也没有希望的，只会招来更多的脚踢，踢在他的肋骨上，肚子上，手肘上，腰上，腿上，下腹上，睾丸上，脊梁骨上。这样没完没了的拳打脚踢有时持续到使他觉得最残酷的、可恶的、不可原谅的事情，不是那些警卫继续打他，而是他竟无法使自己失去意识昏过去。有时候他神经紧张得还没有开始打他就大声叫喊求饶，或者一见到拔出拳头来就自动招供了各种各样真真假假的罪行。也有的时候他下定决心什么都不招，实在痛不过时才说一言半语，或者他徒然地想来个折衷，对自己这么说：“我可以招供，但还不到时候。一定要坚持到实在忍不住痛的时候。再踢三脚，再踢两脚，我才把他们要我说的话说给他们听。”有时他给打得站不住脚，像一袋土豆似的掉在牢房里的石头地上，歇息了几个小时以后，又给带出去痛打。也有时间歇时间比较长。他记不清了，因为都是在睡梦中或昏晕中渡过的。他记得有一间牢房里有一张木板床，墙上有个架子，还有一只洗脸盆，送来的饭是热汤和面包，有时还有咖啡。他记得有个脾气乖戾的理发员来给他刮胡子剪头发，还有一个一本正经、没有感情的白衣护士来试他的脉搏，验他的神经反应，翻他的眼皮，粗糙的手指在他身上摸来摸去看有没有骨头折断，在他的胳膊上打针，让他昏睡过去。

    拷打不如以前频繁了，主要成了一种威胁，如果他的答复不够让他们满意就用敲打来恐吓他。拷问他的人现在已不再是穿黑制服的粗汉，而是党内知识分子，都是矮矮的小胖子，动作敏捷，目戴眼镜，分班来对付他。有时一班持续达十几个小时，究竟多久，他也弄不清楚。这些拷问他的人总是使他不断吃到一些小苦头，但是他们主要不是依靠这个。他们打他耳光，拧他耳朵，揪他头发，要他用一只脚站着，不让他撒尿，用强烈的灯光照他的脸，一直到眼睛里流出泪水。但是这一切的目的不过是侮辱他，打垮他的辩论说理的能力。他们的真正厉害的武器还是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无休无止地无情拷问他，使他说漏了嘴，让他掉入圈套，歪曲他说的每一句话，抓住他的每一句假话和每一句自相矛盾的话，一直到他哭了起来，与其说是因为感到耻辱，不如说是因为神经过度疲劳。有时一次拷问他要哭五、六次。他们多半是大声辱骂他，稍有迟疑就扬言要把他交还给警卫去拷打。但是他们有时也会突然改变腔调，叫他同志，要他看在英社和老大哥面上，假惺惺地问他对党到底还有没有半点忠诚，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