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当！叮当！……这摇铜铃的声音仿佛是一位老人在痛苦地呻吟。

    1945年3月8日早晨，在中国长春南侧的公主岭日军“森林兵营”里，一个日本人边走边摇着破旧的铜铃。

    当时正值战况恶化，日军部队向南方转移之后，这个装甲车队的旧兵营，强制收容了许多中国人。这个寒冷、没有丝毫热气的旧兵营里，木板大铺上，只铺着一层薄棉毯，上面睡着一个紧挨一个的中国人，要想翻身必须大家一块儿翻，不然，有人就会被压到底下。

    日本人监工是陆军伍长西原（兼宿舍长），此时他正在长长的走廊里摇着起床铃。没起床的人披着被子坐在那里，起了床的人坐在薄棉被上穿着破破烂烂的棉衣，然后无精打采地去厕所。厕所里的下水道都结了冰。

    房间里到处都是灰尘，他们端着破饭碗，分吃着高粱米粥和咸菜。

    在军需监察班里当宪兵伍长的我，把手插到大衣口袋里，又把防寒帽耳朵放下来，用力跺着脚，在长长的走廊里巡逻，向左右两侧的宿舍里了望着。

    “西原君，在宿舍躺着的人太多了！今天有多少人出工？”我向摇铃的西原问道。

    “今天能有300人就算不错了。”

    “为什么今天这么少呢？”

    “6名受伤的还没好，还有50多名病号 ”

    “他们不吃饭吗？”

    “吃啊！”

    “混帐！这可不行！如果把能吃饭的人叫病号，那么所有的人不都是病号了吗？”

    “还有人在夜间逃走了，所以一到早晨人数就减少。”

    “公主岭车站，不是说没有通行证的人不卖给火车票吗？也可能他们流浪在街头？”

    “不，在公主岭街上流浪的没有了，因为有宪兵专门抓流浪汉。还是有人事先跟他们勾结好，把他们送到蔡家车站上火车逃跑的。”

    “现在是只要有钱就能逃跑。可是，如果有偷偷逃跑的被抓回来，就要活活打死！打死几个不算什么！”听我这么说，西原笑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兵营操场正中央的旗杆前面已经聚集了许多人。这里有日本人职工，他们不在兵营里住，住在附近的职工宿舍里；这里有从佳木斯中学来这里“勤劳报国”（勤劳奉仕）的200名日本中学生；再有就是300名被收容在这里强制劳动的中国人了。在西原的号令下，来到这里的所有人一起先唱日本国歌，再唱满洲国国歌，两国国旗都升上天空。

    300名中国人虽然也参加唱歌、升旗，可他们谁对这种事都不感兴趣。有人在那里吧嗒吧嗒直跺脚；有人还穿着夹鞋和露胳膊的衣服。当西原最后喊“敬礼”的时候，所有的中国人都不肯低下头来。

    我是站在日本人队伍里的，所以，看中国人看得很清楚。我想，真是一群不懂礼貌的家伙，我在你们的国旗面前还敬礼呢，可你们自己却不敬礼。比这更严重的是，最近的战况恶化了，所以，我在街上走路时，总感到有人在嘲笑我，总感到中国人在进行着默默的抵抗。

    中国人是在许多人的监督下去上工的，他们每天要横穿铁路，步行两公里到飞机制造厂去上工。每天，他们都在寒风中袖着两手，沉默地来回走着，骑着马的宪兵在队伍周围巡逻着，警戒着。

    300名中国人又在工厂的操场上集合了。日本人职员和工人也集合了。然后，日本航空参谋总部派出的以军需监察官江口中尉为首的4名军官来到。接着到的是满洲飞行股份公司公主岭制造厂厂长西村、总务课长官本、劳动课长恒成等人。

    江口中尉走上台去，接受日本人的敬礼。当他戴着白手套的胳膊伸直以后，1名少尉非常小心地从桐木箱里取出日本天皇的《圣战诏书》来宣读。在这个过程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