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乱世的地丁和杜若
直到太平洋战争之前这一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人之中也曾有逆时代潮流认为不该如此西方化的反省。开头提到的渡边一夫的文章就是极好的例子。他身居德国同盟国的日本,还在法国被纳粹德国打败的时候,当他看出日本人追求的西方化样板不容置疑确属纳粹德国的时候,就站在战败国法国一边了。他引用瓦雷里在母校赛特高等学的讲演,期待着“精神自由和文化的精致产物”不衰退下去,表示出他对于日本日益扩大的纳粹德国式的“知性的强制”予以抗争的觉悟。渡边一夫对于法国的复兴乃至良好的欧洲传统是确信不疑的。他在法西斯主义的日本处于痛苦的孤立之中摸索另外一条西方化的道路。
但是,大势所趋的日本现代化即西方化,大踏步前进的结果,是把日本推到遭受原子弹轰炸,最后终于战败的位置。引起这场战争的势力,当然由日本法西斯主义负责,然而与之相对抗而制造出原子弹的却是西欧的科学。投原子弹和遭原子弹袭击的两个营垒,在一律归结为西方化的紧张关系上,1945年夏曾经隔海对峙。日本为了实现西方化,和帝国主义膨胀期的西欧展开比赛似地侵略亚洲,结果成了民主主义国家的敌人,终于落到受原子弹轰炸的地步。这个责任不应该追究西方化,始终应该归结为日本的现代化,这样的反论就是不是可能更多起来?我在这里要记下一笔,现在的欧洲并没有摆脱核战力的论理而获得自由。如果欧洲主动地放弃核战力的论理,出现提示新道路的大国,那么,我以为对于日本来说,可称得上最受欢迎的西方化的典范。现在欧洲各国消灭核武器的民众运动,就是为创造这样的典范,以民众运动的规模向日本人号召的。
然而今天的欧洲人某些阶层希望日本化成为现实。成为这种日本化典范的日本人,一定是我前面提到的,把1945年战败痕迹一点一点地消除干净,自我与事业具有成就,完全符合工业技术先进大国称号,足以代表此种倾向的典型式日本人。但是我倒觉得这种人倒是特殊的,并非普遍。尽管这样,这种特殊的日本人,面对再生产时,因为我国教育失衡,也不能不考虑到前面提到的瓦雷里说过的话。谁也不能否定,日本经济成长的结构是培育这种类型人物的基础,比如驻在欧洲的商业精英们,以及同他们息息相关的汽车制造厂、电视机制造厂的经营者们无不都是特殊的日本人,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实际情况是欧洲人把这样的日本人作为素材,创造出经过加工夸大的典型人物,通过他们构想实验性的日本化。
总而言之,欧洲人在工业技术社会的先进国之间的国际竞争上,不过是为了强化战线检验自己而已。实际上是他们在应付核战略的脆弱性而自己找出了种种缺陷,把这些缺陷一一投影,把它的负面综合在一起,设想出把这些减号变成加号的典范,也就是说,把自己的不足之处——我以为这是沿着以往欧洲文化的规范而来的,这种不足之处反而值得引以为自豪——的诸般因素反过来变成一切具备的存在,为了学习这种架空的典范而喊的日本化。我倒觉得,作为工业技术社会处于零丁飘摇的领域,人称位于衰退状态的“纯文学”的作家,特别应该这样考虑才是:对上述日本人形象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热心地使日本比西欧眼中的日本更日本化的类型人物,才是使现在我国工业技术社会更加繁荣的支柱。因此,我以为西欧提出的日本化这种现象展示给我们时,同西欧人设想的基本典范式的特殊日本人形象大相径庭,然而实际上日本化已经在欧洲看到,应该认真地听一听对方就这种现象的说明。特别是从目前非常活跃的经济交流现场,从和日本人有接触的西欧人那里,他们不停地制造日本人形象展示给我们,这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不可重逢的进行自我批评的契机。而且,如果西欧人心目中的日本人形象,对于未来同西欧的良好关系有害,那就必须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