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横移魔法变出来的东西，它的书写人乔瑟夫·芬德，念过哈佛和耶鲁两大名校的聪明人，他自己毫不讳言，这的确是个间谍故事，只是被他挪到商业世界来罢了。

    还有，诉诸市场经济的企业，因此得到一部分道德豁免权，比起国家多了一部分的行动自由，但这是有代价的，这个非道德标志遂使它永远失去了公共事务的正当性，它永远是“私人”的，是公共领域里的被管理者而不是管理者，不管实质规模有多大，不管它的整体资产和人员是否超越某个国家如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不管它已然大到一个单一国家难以管理的巨兽模样，但这仍和成为公共事务的合法统治者管理者是彻彻底底不同的两件事。

    因此，有关企业和国家的角色渗透和取代问题，我们真正要担心的，不是哪天一觉醒来发现我们已是台塑国或台积电国的公民，而是倒过来，是国家把自己变身成为企业的模样，用企业的思维和行动方式来处理国家事务——前者仍停留在人类对于未来无尽神经质的纯杞忧之中，后者却是已在而且正在发生的事。

    我还记得那一个西门町的下午，记得我们怀抱着怎么一种虔敬热望的心情，但我更记得看完电影出来说不出话的奇怪感觉，某种在极新与极旧、最尖端和最古老的奇怪拉扯撕裂之感。

    在某一次的访谈时，乔瑟夫·芬德曾如此回答，有关小说书写常听到的而且的确也是诸多创作者真实经验的，那种书中人物逐渐成形，开始自己选择反应，甚至接管故事发展的有趣状况，“没这回事，我才是老板，他们只做我要他们做的事。”——很显然，乔瑟夫·芬德是那种彻彻底底的类型小说作家，是所谓类型作家此一概念的柏拉图式原型，书写是全面控制的，其间没有模糊、没有意外亦没丝毫自由，因此它是工作、是职业，没发呆、做白日梦和胡思乱想的余地，要做这些没意义的事，那是你放下工作下班之后的个人行为，别告诉我。这与其说是创作，还不如直言就是制造，如同通过某种标准作业程序，甚至某种生产线的产品。

    这是谁都知道的，战争一发生，便是国会、媒体和整个社会的正常监督机制放假的日子，也是绝大部分法律和道德规范放假的日子，它让国家得到行动自由，一切资源和利益归于它，这是政治权力掌理者梦寐以求的最甜美时光。

    把类型书写推到极致的人<\h3>

    间谍的黄金时代游人生，乃至于《偏执狂》小说中那个被迫力争上游的“我”，我们看不到这些如我们永远看不到月亮的另一面。这些成功人士，偶尔也会合理想到月亮是有另一面，因此捐点钱（同时可节税），帮蓝领劳工办个欢送嘉年华会如小说开头，以作为自我的道德救赎。书名奇怪叫做“偏执狂”大约也是如斯心情下的产物，它带点自我解嘲，不待别人指控先自我点破，把这种不道德、不择手段的竞争归诸某种天性的、无伤大雅的、看似病态实为天赋异禀的人格特质，多么谦逊，但也多么高傲不是吗？

    大企业当然会努力游说影响国家的政策方向，它们当然也拥有最大的筹码和相当程度的操控力，但真正的关键在于，为什么政治权力的掌理者如此欢迎这样的竞争概念？答案可以很简单——竞争是和平年代制造敌人的方式，它就是和平年代的战争。

    英国的间谍之所以显得特别，一方面来自“二战”衰弱下来之前英国的国际性长期主宰地位，更主要是他们有最好的小说家以此为题把它写了出来而已。事实上，这一两百年间谍的黄金时光是普遍性的，在各自的国家里头皆然，比方说对日抗战期间的情报头子戴笠（台北市至今仍有马路以他为名，天母那里），还有更传奇性的、不晓得主演过多少电影和连续剧的长江一号。

    相对于芬德的执业方式，纽约的劳伦斯·布洛克在我们问他何以用两部那么